楚汉时期的特牛祭奠礼考.docVIP

楚汉时期的特牛祭奠礼考 　　一、《仪礼》中的特牲之例 　　周代祭祀用牲通常包括太牢、少牢与特牲三等。太牢、少牢自无需再论，特牲之“特犹一也”，“牲”的本意原是指祭祀之牛，故羊、豕亦得以类称之，即经传中常见的“三牲”“三牺”语辞，如《诗·小雅·瓠叶序》“虽有牲牢飨饩”，郑笺云：“牛、羊、豕为牲。”查《仪礼》一书，亦确是如此：除《乡射》《乡饮酒》《燕礼》《大射礼》因取择人之意而用犬牲外，其余诸仪节所荐牺牲，皆属牛、羊、豕三种(搭配鱼、腊、肤、肺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特牲应是统称之言，其中当包含了特牛、特羊与特豕(豚)三种不同的类别。 　　虽然今日所存《仪礼》中仅见“特豕(豚)”一词，如《士昏礼》之“陈三鼎于寝门外东方，北面，北上，其实特豚，合升，去蹄”，《士虞礼》之“特豕馈食，侧烹于庙门之外，东面。鱼、腊爨亚之，北上”等，但像《国语·楚语下》之“诸侯举以特牛”，《国语·晋语下》之“子为我具特羊之飨”，《礼记·郊特牲》之“郊之祭也……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礼记·王制》之“归假于祖祢，用特”(郑玄注：“特，特牛也”)，《史记·五帝本纪》之”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史记·封禅书》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以及上文所引《葬律》简中使用特牛祭奠的记载等，足以表明，特牛、特羊这样的用牲之法，确曾普遍存在于东周、前汉时代的礼仪规范之中。赵翼《陔余丛考·太牢少牢》亦称“其不兼用二牲而专用一羊或一豕者，则曰特羊、特豕”，是较为合乎情理的。故而我们首先可以依据《仪礼》中的记载，来考察特牲祭奠的器用情况，从而推导出包含于其中的特牛仪式所可能使用的礼器之数。 　　《仪礼》中关于特牲的使用，共有如下记载。其一，《士冠礼》：“若杀，则特豚，载合升，离肺实于鼎，设扃鼏。”冠礼本尚质略，故只用醴酒而无杀牲之事，但“若不醴，则醮用酒”。郑注：“酌而无酬酢曰醮。”即礼节简化或礼杀(庶子冠礼)之时，可以改用酒(醴尊于酒)，并伴以杀牲，但器用亦降为特豚一鼎及一豆一笾(“脯醢”)。其二，《士昏礼》：“期，初昏，陈三鼎于寝门外东门，北面，北上。其实特豚，合升，去蹄。举肺脊二，祭肺二，鱼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饪。”即亲迎之期，用豚、鱼、腊三鼎，并有敦、豆、壶等器物相配，但在次日新妇见舅姑之时，“舅姑入于室，妇盥馈。特豚，合升，侧载，无鱼腊，无稷，并南上。其他如取女礼”，因为是新妇之礼，故用器略杀，撤去了稷(敦)，牲鼎也仅有特豚一件。其三，《士丧礼》：“(小敛奠)陈一鼎于寝门外，当东塾，少南，西面。其实特豚，四鬄，去蹄，两胉、脊、肺。素俎在鼎西，西顺，覆匕，东柄。”因小敛礼杀，故只用一鼎，且仅搭配两甒醴酒、一豆一笾之器;“(大敛奠)陈三鼎于门外，北上。豚合升，鱼鱄鲋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同时“东方之馔”则有两壶、两豆、两笾;“朔月，奠用特豚、鱼、腊，陈三鼎如初。东方之馔亦如之。无笾，有黍、稷，用瓦敦，有盖，当笾位”，郑注“于是始有黍稷”，也即从此时开始，丧礼祭奠中加设瓦敦黍稷，其他则与大敛奠一样;“(迁祖奠、祖奠)陈鼎皆如殡，东方之馔亦如之”，郑注“皆，皆三鼎也。如殡，如大敛既殡之奠”，即亦使用特豕三鼎;唯有随后的“大遣奠”因加礼一等，而使用到少牢五鼎及四豆、四笾、两壶之制。不过《士丧礼·记》又提到“其二庙，则馔于袮庙，如小敛奠，乃启”，郑注“祖尊祢卑也”，即若是先朝祢庙之时，设奠将降于朝祖奠而使用如小敛奠一样的一鼎特豚之制。其四，《士虞礼》：“特豕馈食……陈三鼎于门外之右，北面，北上，设扃鼏。”同时搭配两壶(“两甒醴、酒”)、四豆(菹醢、从献豆两)、四笾、一铏、两敦等器。其五，《特牲馈食礼》：“羹饪，实鼎，陈于门外，如初。尊于户东，玄酒在西。实豆、笾、铏，陈于房中，如初。执事之俎，陈于阶间，二列，北上。盛两敦，陈于西堂。”即士一等级宗庙祭祀时，使用豕、鱼、腊三鼎和两敦、两壶、两豆、两笾、两铏诸器。由此看来，《仪礼》特牲仪节，共有使用三鼎与一鼎两种情况。三鼎者，豕(豚)、鱼、腊，经文皆有明言，而一鼎者，经文只称“特豕(豚)”，不记鱼、腊，但二者之间的用事场合与器物搭配，亦差别显著：凡正祭之时皆用三鼎，并常配以两敦、两壶、两豆、两笾，如士昏同牢，士虞、特牲馈食，士丧礼大敛、朔月、朝祖、迁祖等诸奠;而凡礼略或礼杀之时，则减为一鼎，如士冠醮子、庶子加冠、士昏新妇盥馈、小敛之奠、朝祢之奠等，其他诸器也相应减少。因而可以推断，特牲祭奠的常制应是使用三鼎的，并配以俎、敦、豆、笾、壶诸器(依仪节而不同)。那么，在通常情况下，特牛是否就应该依例是指牛、鱼、腊三鼎呢?其实，从鼎实的角度也可以得出完全相似的结论。依礼经所载，周代列鼎鼎实包括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九种，其中九鼎级别方得使用鲜鱼、鲜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