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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史分期探究 　　中国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多民族融合的映映大国，在沧桑巨变中谱写了一部世界各国无与伦比的绵延不绝的文化与文明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乃是屡经历代变迁而仍然保持着某种同一性的文化元素，是在现实中活动着的历史，是在革故鼎新、消化吐纳的流程中代代累积、前后相因的文化脉络。它始终活在国人心中，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层次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历久不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由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相互渗透、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说过:“国史取裁于方志。”因此“扬国学以铸文心，慕先贤以承文脉”，必须与深入研究国内各区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微观性探索促进宏观性研究，进而在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中继承珍贵的文化遗产。沂蒙文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融合兼综，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时代创新力和深远影响力的区域文化形态，是一条穿越数千年时空的绚丽多彩的文化长廊。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本文拟对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史分期，作一提纲式的粗浅探讨。 　　“沂蒙文化”是指以纵穿南北的沂沐河流域和横贯东西的蒙山山系及其辐射地带为依托而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且与时俱进的区域文化。它萌芽于远古时期，承传于东夷文化，发展于商周以迄于今，具有明显的原生性、交融性、连续性特征。然而，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概念，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明确提出来的。专家认为:自春秋战国至今，在山东省境内客观地存在着三大既相互融合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体系，即北部的齐文化、西部的鲁文化和南部的沂蒙文化(东夷文化)。但也有学者对“沂蒙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表示异议，认为把沂蒙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独立提出是不恰当的，沂蒙地区是齐鲁的一部分，山东只有齐鲁文化而没有其他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沂蒙作为地域概念出现较晚，不应用它来命名一种区域文化。 　　研究表明，“历史如同一张由偶然性与必然性经纬交织而成的网，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和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都悬挂在这张网上”。文化历史亦复如此。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居住的区域特点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和行为习惯不同，因之所形成的地域文化也迥然各异。对此，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十分细腻地写道:关中丰镐地区“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咸阳地区因“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燕赵之地由于“地掉远，人民希，数被寇”，因而“民雕捍少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邹、鲁之地“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且“地小人众，俭音畏罪远邪”;西楚之地民“其俗票l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南楚之民则“好辞”、“巧说少信”等。太史公司马迁这些通过实地考察所进行的透彻描述，深刻揭示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因生活环境不同所形成的习惯、品质、气度、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使区域文化各具特色。如河北的燕赵文化、河南的中州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山西的三晋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甘肃的甘陇文化、两湖的荆楚文化、两广的岭南文化、江浙的吴越文化、西藏的青藏文化、内蒙古的草原文化等。这些区域文化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独特的重要贡献。 　　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一些年代久、影响大的地域文化中，有时也会包含着几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山东，沂蒙文化就是一种与齐文化、鲁文化渊源极深而又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区域文化。究其起源而言，沂蒙文化与齐文化和鲁文化三者联袂鼎足，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的主干，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分野一直是颇为清晰的。其差别在于: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以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的齐国和鲁国作为其文化源头，而沂蒙文化则起源于远古时期孕育与生成的东夷文化。就此而言，将源远流长且与时俱进的沂蒙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独特的区域文化进行探析，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地理概 “沂，、“蒙”二字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沂其又，蒙、羽其艺”，意指先人早在夏朝时代就己经认识到:淮河、沂河如果治理好了，蒙山、羽山这一广大地区就可以种植庄稼了。这一记载表明，巍巍蒙山脚下，滔滔沂河岸边，早在远古时期就己经是承载祖先生活、孕育古老文化的较为发达的区域了。蒙山、沂水不仅是一个悠远的地理概念，而且也是这一区域的显著表征。在历史上，蒙山很早就是一座文化宗教名山。西周时，成王封额臾于蒙山之阳，主祀蒙山。《论语·季氏》曾记载:季氏将伐额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伐额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舆与?夫额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社翟之臣也。何以伐为?” 　　分布于蒙山一带和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