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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区别及衔接 　　一、“党内法规”的概念剖析 　　中共中央在1990 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中就明确界定了“党内法规”的概念，“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 013 年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以下简称“《制定条例》”) 仍旧沿用这一概念。通过对这一界定进行分析，可以将党内法规的特点概括如下: 　　( 一) 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的有权机构。《制定条例》对有权制定党内法规的主体进行了严格限制，仅限于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其他党的组织机构无权制定党内法规。 　　( 二) 党内法规的内容仅限于对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规定。凡是由党的有权机构制定的党内法规，其所涉内容不能超出《制定条例》规定的范围。 　　( 三) 党内法规须按照《制定条例》规定的程序制定。“程序正义”原则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同样适用于党内法规的制定，其必须经过规划、起草、审定、发布才能生效。 　　( 四) 党内法规是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总称。党内法规并不单指一种法规，它包括了由不同主体就不同事项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这类规范性文件可能以“决定”、“条例”、“报告”等名称命名。 　　二、党内法规的性质 　　“党内法规”虽然含有“法”字，但并不属于国家法律，因此，“党内法规”的这一提法受到了颇多质疑，有学者认为由于党内法规不是法律因此不能带有“法”。这一观点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一致，即法只能是由主权者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规则。而自然法学派与社会法学派则认为国家法只是法的一种。法学家埃利希认为“活的法”是国家法的基础，国家法从“活的法”中派生而来，而“活的法”范围极广，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认为“每一个联合体甚至是最小的联合体---每个家庭、每个家族、每个村庄、每个乡镇、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法律以及自己的宗教、道德、伦理习俗、礼仪、言行得体和时尚。” 　　新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哈特也认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法都有一个最为显著的普遍特征，这就是它的存在意味着特定种类的人类行为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强制性。”哈特的对法的界定成为目前法学界的通说，因此，“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并没有不妥当之处，政党组织制定并颁布的规则在政党组织内部是有效并且为其成员所遵守的行为规则。虽然政党组织制定的法规不是国家法，但其作为社会规则的一种，将其纳入广义法的范畴并不为过。“软法”是近些年流行于欧美国家、日本以及我国的概念。法国学者Francis Snyder 对软法定义如下:“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我国学者姜明安则将软法称为“非典型意义”的法，认为软法具有三个特征: 行为规则、外在约束力及。由共同体制定或认可，并将执政党和参政党规范本党组织和活动及党员行为的章程、规则、原则归为软法的一种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姜明安教授的观点将“党内法规”归入软法的范围。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党规党法的制定者即政党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但可以有其自身的强制性以及保障实施的措施，其适用范围也仅限于党内成员，对党外人士并不具有约束力。本文赞同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范围这一观点，但由于我国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共产党的党内法规相对于西方政党的党内法规有其特殊性。首先，由于我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众多，相对西方国家政治性政党党员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更大。由于党内法规的管辖范围具有属人性，因此我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适用范围较广泛，管辖党员数量众多，这就必然导致党内法规数量较多，更注重组织性、管理性法规的制定。其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向政治生活的渗透性更强。首先，政府官员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有时还存在一人在__党内和政府内同时任职的情况，领导人员的重复必然使得党内法规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加强; 其次，就《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程序来看，中央军事委员会有权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提出法律案，这更是从源头上影响我国国家法的制定。 　　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区别 　　( 一) 制定依据 　　不同国家法是依据《立法法》制定的法律。《立法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的法律，其性质属于宪法性法律，是各立法主体制定法律的总依据。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是中共中央颁布的《制定条例》，依据该条例规定的权限、程序制定的规范属于党内法规。 　　( 二) 制定主体不同 　　根据我国《立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