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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典籍英译中的形制 　　文学作品的所谓形制，狭义上是指形式、体裁。本文从广义上使用形制一词，用以指特定典籍在体裁、体式、篇目、结构、编排、题材、形神关系和文体风格等方面所遵循的规约。典籍英译“属于研究型翻译的范畴”，而形制研究又是典籍英译中研究工作的构成部分，其作用不容低估。若疏于研究，就可能造成张冠李戴、狗尾续貂的错误，影响译作质量。 　　《九歌》的篇数及如何整合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论。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揭示《九歌》在形制方面的本来面目，这对于楚辞研究及英译本复译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将采用描述、文献研究、个案研究、互文参照等方法展开辨析、研究，以解决有关《九歌》的篇数等问题，展现《九歌》的本来面目，并据此阐明形制研究在典籍英译中的重要性。 　　二、《九歌》之“九”是虚指还是实指? 　　首先，《九歌》与《九招》《九辩》密切相关。《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 《竹书纪年》说“帝启十年舞《九招》于大穆之野”。因此，《九辩》和《九招》的形制就有助于我们了解《九歌》。 　　屈原的写作思维习惯是有轨迹可寻的。在他的诗句中，“九”既有用作虚指又有用作实指的情况。例如“虽九死其犹未悔”( 《离骚》) 句中的“九”为虚指，而“地方九则”( 《天问》) 中的“九”则为实指。那么，在作品的数目方面，屈原对“九”又有什么样的用法呢? 我们不妨检视一下他的《九章》。《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这些诗篇的创作时间和地点不同，内容也没有太多内在的联系，然而，诗人还是把它们集结为九篇。于此可见，与《九招》一样，《九章》中“九”的用法也是属于实指。根据诗人的写作思维习惯和《九歌》与《九招》《九章》的关联性与互文性，我们可以推而知之，《九歌》中的“九”也应是实指，其所指应为《九歌》的实际篇数。 　　三、《九歌》十一篇应如何整合? 　　如果《九歌》的实际篇数是九篇，如何解释和看待原有的十一篇就成了必须解答的又一学术问题。主张《九歌》原有篇数为九的专家学者不乏其人，但在对十一篇应如何看待的问题上却莫衷一是。普遍的情形是，就研究个体而言，对某一问题的见解言之成理，对另一问题或有关细节的看法则纯属捕风捉影、牵强附会。黄凤显( 2002) 对有关篇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加上黄先生自己的看法，大致上有以下八种见解:周用《楚辞注略》认为当将《湘君》《湘夫人》合而为一，《大司命》《少司命》合而为一。黄文焕在《楚辞听直》中认为，《山鬼》《国殇》及《礼魂》“虽三篇实止一篇”，理由是，三篇所指俱为鬼。 　　第一，将《大司命》《少司命》两篇合而为一是否合理? 　　回答是否定的，理据是: 从身份、地位和职能看，大司命、少司命互不从属，各司其职。前者掌握百姓的寿夭，后者则负责男女匹配，保护儿童; 从内容看，《大司命》《少司命》各自独立成篇，且二者之间并无相互呼应的内容和可供对唱的唱辞。 　　第二，说《山鬼》《国殇》及《礼魂》所指俱为鬼，物以类聚，虽三仍一，这种说法牵强附会。 　　首先，根据典籍，山鬼即山神。《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 北齐人樊逊在《天保五年举秀才对策》里说: “山鬼效灵，海神率职”; 汪瑗认为: “谓之《山鬼》者何也? ……盖鬼神可以通称也，此题曰《山鬼》，犹曰山神山灵云耳。”其次，《楚辞》中的“山鬼”美丽、率真，形象美好，类神而不类一般意义上的鬼; 至于“国殇”，诗人是满怀敬意地用“神以灵”指称他们的，国殇也非一般意义的鬼。再次，《山鬼》与《国殇》在内容上没有内在联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综上所述，该三篇不可合并为一。 　　四、关于整合后的形制与内容 　　( 一) 关于《湘君与湘夫人》 　　林庚认为湘君湘夫人会了面。他说: “反正最初湘君说来而没有来，后来却终于来了，在故事里是叙述得很明白的。这故事的型有点像牛郎织女会面的故事”，“从巫的口中说出湘夫人如何在北渚忧愁的神情，如何终于得到湘君来临的消息，于是召了巫去，在水里筑了一个富丽的行宫，最后是湘君来了与湘夫人偕逝升天而去”。 　　然而，情形并非如此。由于双方所到达的地点不同( 一是北渚“夕弭节兮北渚”，一是西澨“夕济兮西澨”) ，因而并未见面，这才将礼物“委之水滨”，“以阴寄吾意，而冀其或将取之”。若果真如林先生所说的，湘君与湘夫人“偕逝升天而去”，那么，礼物就完全可以当面互赠，双方也就不必叹息“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了。 　　( 二) 关于《山鬼》和《国殇》 　　文本分析表明，从形制看，《山鬼》《国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