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亲亲相隐”问题_0.docVIP

浅析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亲亲相隐”问题 　　关于“亲亲相隐”问题，学界聚讼纷纭、精彩纷呈，该争论跨越中西，沟通哲法。研究过往文献，我们发现无论论者是坚持儒家义理还是所谓的西学普适性立场，他们背后的基本架构大体不出现代启蒙理性之外，并且论战双方除了打出“同情的理解”、逻辑的“奥卡姆剃刀”等旗帜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多的方法论的自觉。 　　一、中西古典政治哲学中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人性的高下之分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信仰，现代政治哲学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身心能力的平等。人性之分对应的是群体之别，群体之别才会有哲学与政治以及所谓的“哲学的政治转向”问题，而政治转向被认为是生活转向，最终实现的是“生活的和解”，而生活总是大众的，所以其实质实现的是哲人与群众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民人”的和解与和谐，当然是否存在此一转向、转向的方式以及转向是否成功则另当别论。 　　(一)苏格拉底哲学中哲人与民人的冲突 　　如果借用苏格拉底著名的“洞穴比喻”进行类比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型构出以下几种可能的哲人一民人关系的类型学。从《理想国》的“洞穴”中上升了的哲人有几种最可能的生活等待着他的决断，第一就是永久性地停留在那个理性的无限美好的世界，过着一种中国道家式的逍遥生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游叙弗伦》为我们道出了这一生活的可能性，“雅典人想到某人很聪明却不以聪明传人的时候，是不怎么在乎的”;第二返回洞穴，经过短暂的视力修复，充当城邦的牛蛇，挑战那些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者的习惯、情感、信仰和生活方式，追问何谓正义，何谓虔诚、勇敢等问题，声称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一活，使民无所措手足。 　　(二)儒家哲学中哲人与民人的圆融 　　儒家政治哲学也讲哲人与民人之别，但在具体关系的勘定上殊异于古希腊特别是苏格拉底哲学，因为在儒家看来，天下生民，无论贤与不肖，都共享形上天性，参与宇宙之大化流行，儒家强调“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等等。这就从形而上学的层面阻断了哲人与民人、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不像古希腊哲学从根本的形上材质上把天下生民断为两节，这就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亲亲相隐”的儒家案例法分析 　　儒家圣人为万世立法，为人伦确立基本秩序，但是这些法则往往是通过一个个案例的形式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圣人法是一种案例法(case law)，这正与我们上面的分析若合符节，在读到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其语境。 　　(一)孔子的“直”案 　　在关于“亲亲相隐”的争论中，学者们讨论最多的是《论语》中关于“直”的问题。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原文是这样的: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关于“直”案的解读，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首先确定两个问题，其一，参与对话的人，也就是叶公，是什么人的问题，其二，这个对话讨论的案件性质是什么?所问和所答是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一讲到叶公，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叶公好龙”这个成语中那个表里不一、言不由衷、好高骛远的叶公，没错，就是这个叶公，儒家对其一直怀有偏见，孔子也不例外，所以在“叶公问孔子于子路”时，“子路不对”，子路都懒得搭理他。实际上，这个叶公，即沈诸梁，并没有儒家想象的那样不堪，其后来还成为春秋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 　　(二)孟子关于“舜”的问题 　　除了以上“直”案之外，关于“亲亲相隐”问题，学界争论较多还有孟子关于圣王“舜”的两次对话，可以分别称之为“警雯”案和“象”案，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警雯”案: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警雯杀人，则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展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象”案: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曰:“仁人之放弟也，……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 　　反对的观点认为，在这两个案例中，舜“要么将‘父子有亲’的血亲伦理置于遵守法律的普遍准则之上，以致不惜询情枉法;要么将‘兄弟有爱’的血亲伦理置于任人唯贤的普遍准则之上，以致不惜任人唯亲”，总结起来就是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