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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共物品供给视角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限制 　　一、问题缘起：自然资源的权利配置模式 　　(一)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和权利配置模式 　　公共物品一般指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经济学上的概念。公共物品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物品是指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即那些既具有非排他性又具有非竞争性的物品。广义的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物品， 一般包括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公共资源(common resources) 以及狭义的公共物品三类。从经济学文献来看，典型的公共物品一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自然资源一般是指自然界天然存在、未经人类加工的对人类有用的或可以被人类利用的天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总和，如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 　　自然资源，特别是其中与民众的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具有基本社会保障功能的自然资源，如阳光、空气、水、普通生物等，“应向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开放， 允许有需要的社会成员在不影响他人权利及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自由取用”。这部分自然资源不论其权利归属如何都应供民众自由免费使用，故可以称其为公共自然资源，相比较其他的自然资源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由于公共性的自然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 这就决定了这部分自然资源同大多数的公共物品一样，在供给过程中必然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即不付费而使用公共物品;在使用中存在“公地悲剧”的问题，即当一个人使用公共自然资源时，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 公共自然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从而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享用。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这些公共自然资源无法设立私人权利， 也无法利用谈判来促进这些自然资源使用的效率最大化， 最后的结果是公共自然资源被公共所有或者公共管理。也就是说，为解决公共自然资源利用的低效率， 对公共自然资源进行管制或者权利配置应当是一种低成本的选择。沿着这条经济学的思路， 在我国公有制框架内解决自然资源公共物品供给和无效率问题， 选择私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模式或许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事实上，从《宪法》第九条和第十二条以及《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至五十二条的规定来看，自然资源，特别是公共自然资源是被纳入私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的范畴内进行规范的。正是这种权利配置模式，是造成现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模式在理论实践中的矛盾根源。 　　二、路径之辩：“废除论”的障碍 　　针对国有财产， 特别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模式的弊端，我国很多著名学者提出了解决方案。蔡守秋教授认为，“从性质上讲， 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财产、资源)，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公有物，包括集体所有财产(物、自然资源)和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物、自然资源)。”“应该从法律上划清公众共用物(财产、自然资源)与私人财产(包括私有财产和私人专用财产)、政府财产(包括政府公务财产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代表的国有财产)的界限。”“建立健全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孙宪忠教授认为，“国家所有权与全民所有权不可能同义，抽象的‘国家’无法成为民法上具体‘物’的所有权主体。”“应尽速废除‘童话式的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代之以符合民法科学原理的公法法人所有权理论。”根据上述学者的观点，《物权法》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模式具有天然的不可克服的缺陷， 根本性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废除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模式， 建立独立的公众共有物法律制度， 或者国有财产的公法法人所有权制度。 　　从《物权法》的规定来看，这些模式实质上是要改变目前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模式， 本文将其称之为“废除论”的路径。这种路径应当说从逻辑和法律科学性的角度把握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缺陷的本质， 并以理性的思考解决了这种模式的弊端。但是，从现实来讲，这种“废除论”的路径仍面临着无法逾越的障碍。首先，在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运用国家所有权模式来规范自然资源的利用无疑是我国《宪法》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物权法》的现实选择。在我国缺乏国有财产基本法的情况下，通过《物权法》来规范自然资源的权属和利用问题，无疑是《物权法》制定时的现实制度选择。这既有公有制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公有制的法律实现形式上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在《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权之后，如果要推翻这种自然资源的权利配置方式， 显然需要支付更高的制度变迁的成本，特别是要突破《宪法》框架下公有制---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特定法律实现形式的束缚更需要学者的勇气和立法者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然资源垄断制度可能是国家实现公共福利的工具，也是实现和维护公共福利优先性的手段。在这种制度背景和前提预设下， 要想改变既有的自然资源权利配置模式显然是不现实的。 　　三、现实选择：自然资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