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格权宪法化的两种模式及其启示.docVIP

浅析人格权宪法化的两种模式及其启示 　　一、以宪法创设新的人格权 　　宪法影响人格权保障的第一种方式是以德国为代表的。19 世纪末，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有学者提议规定一般人格权条款，但法典制定者不予采纳，因此当民法典于1897 年被制定出来的时候，除了少数特定人格权外，一般人格权纳入民法典的努力未竟其功。这少数的特别人格权，不过是被反映于民法典第823 条之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其他权利，第824 条之信用危害的防止，以及第825 条之对因欺诈、胁迫和滥用从属关系而进行的性侵害的救济之中，并不包括隐私、名誉等人格利益。这一状况随着基本法的颁布，获得了根本性的改观。众所周知，在基本法1949 年制定之前，德国早期宪法并没有直接效力，1871 年的帝国宪法和1919 年的魏玛宪法，只是一种客观的价值宣示，是指导国家行为的一种纲领，不能作为诉讼依据。二战之后，新宪法采纳了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摇身一变，成为真正意义的基本法，任何违宪的立法、行政、司法行为都可被宣布无效。借此契机，宪法精神也潜移默化地进入部门法领域，引发了所谓私法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Private Law)。 　　德国民事法院扩张解释上述民法典第823 条之第1 款的“其他权利”，认为它包括基本法第1 条和第2 条的人性尊严和人格发展权，亦称为“一般人格权”。联邦最高法院于1954 年审理的“读者来信案(Verouml;ffentlichung vonBriefe)”就是这一制度的滥觞。“读者来信案”说的是，某杂志刊登了一名纳粹时期的中级军官在军中服务的一些往事，其间颇有不实之词，军官写信给杂志社表示不满，要求杂志修正原先的言论，没想到杂志将此信刊登在“读者来信”栏目中，军官遂以杂志社未经同意发表信件为由提出起诉。可惜的是，个人信件达不到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标准，遂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联邦最高法院挑中了宪法上第1 条、第2 条作为民事审判的依据，认为该条便是民法学者一直提倡的一般人格权条款，法院说道：“既然基本法已经承认人性尊严被尊重的权利(基本法第1 条)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基本法第2 条)是任何人都应该尊重的个人权利，只要不伤害他人的权利或者不违反合宪性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律例，一般人格权就必须被看做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案件中，被告不存在任何值得尊重的利益，使之有权作出原告起诉的行为。相反，因为被告在忽略信函的关键内容的情况下公开原告载有更正要求的信函，措辞不当，方式欠妥，原告的人格利益当然地受到了侵害。(这是因为)任何一个语言表达都代表了特定的思想，即使表达的内容尚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也同样是创作者的人格的反映。原则上只有作者可以决定，是否以及怎样公布自己的信函。”沿着这一推理思路，德国法院依据宪法创制出许多新型的人格权，如隐私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对口头言论的控制权、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权利、要求更正性报道的权利、重新社会化的权利等等。这一做法影响甚广，日本法即有类似的判例。 　　二、以宪法革新传统人格权 　　普通法没有“人格权”概念，但个别人格利益在普通法中一直受到尊重，它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侵权法宪法化就是从名誉侵权起步的，世称诽谤法的宪法化(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the law of defamation)。这一现象的就是著名的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1960 年亚拉巴马州市政官员在处理当地居民游行示威过程中，有使用暴力，致人死伤的情节。黑人运动领袖出资买下纽约时报的一个版面，以公告形式报道了整个事件，由于报道某些细节与事实有些出入，市政官员苏利文遂以诽谤为名起诉纽约时报。依据普通法，只要侵权人作出过虚假陈述，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被告皆需支付精神损害赔偿(general damage);一旦证明虚假陈述出自故意和重大过失，所谓实质恶意(actual malice)，被告还需追加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本案中，纽约时报报道的事实，在伤亡数据的多少和暴力行为的情节方面，皆有明显的出入，所以案件在亚拉巴马州审判时，州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而后报社一方不服判决，以表达自由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没想到联邦最高法院为了保护媒体对官员公共行为的自由报道权、防止诽谤诉讼给宪法上的表达自由带来的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果真修正了上述名誉侵权的认定标准。法院认为，在媒体的表达自由与公共官员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必须证明媒体有实质恶意才能认定诽谤。由此原先侵权法上请求惩罚性赔偿的要件--实质恶意，被移植到一般名誉损害案中了，成为判断是否侵权的必要条件了。法院这样论证：“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