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学社会化.docVIP

浅析史学社会化 　　史学社会化是历史知识借助生产者的实践和生产者向社会大众的传播而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它在史学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历史研究得以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建立起血肉联系，既可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可以为史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可惜的是，史学社会化的道路是坎坷的，很多史家将史学社会化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非学术行为，对此不屑一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却难以被满足，各种伪史学纷纷登场，哗众取宠，使人真伪难辨。这种情况说明，史学社会化作为一个紧迫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史学家经常会被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史学有用吗，第二个问题是史学有什么用，第三个问题是史学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三个问题，实质上都是关于史学价值观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史学家通常都会予以肯定的答，因为只有肯定史学的价值，才能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第二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史学家们就显得众口异辞了。有人强调史学的学术价值，认为史学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以及史学自身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完善就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有人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认为应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结合起来，求真是其前提和基础，致用才是史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这种争论长期存在，凸显了史学家们在史学价值观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史学的致用实质上就是史学的社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家都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化。中国古代史学被称为“鉴戒史学”，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求真与致用本来就是统一的。孔子修《春秋》，固然强调“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书法不隐”的求真原则，但其主要口的却在于通过呈现和评价历史，为现实社会树立秩序与规范的参照，“使乱臣贼子惧”。对孔子来说，求真是基础，致用是口的，真与用是统一的。司马迁作《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史学社会化就是将历史知识和观念由小众推向大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基本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 史学社会化的口的。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的主要口的在于“资治”与“教化”，这显然是“修齐治平”理想在史学领域的体现，也是国家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手段。这种口的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却难以脱出“君史”的案臼，带有明显的泛道德性、政治性与贵族性。到了近代，“资治”的对象变成了革命的口标，“教化”的对象变成了革命的力量，加以教育体制的变革，原有的史学社会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于是，史家们开始大力倡导“民史”，重新设定史学社会化的口标。救亡与启蒙的时代要求使得史家非常重视史学的致用品格，他们自觉地以史学为武器，承担起了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时代重任，梁启超所谓史学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之说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这时，史家为史学社会化设定的口标就是“开民智，作民气”，对大众进行教育和启蒙。此后，无论是推崇民主精神，还是激发民族意识，抑或宣扬爱国主义，史学社会化大体不出教育与启蒙的口标追求，所不同者只在侧重而已。就当前而言，史学社会化仍应以教育与启蒙大众为其职志，致力于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和历史意识，使其对历史和现实有明确的认识并有所作为。 　　第二， 史学社会化的主体。史学社会化的主体不是唯损害了学术的神圣与尊严。众说纷纭之际，《百家讲坛》栏口的制片人万卫出而辩解。他说:“我们的定位就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点从来没变过，将来也不会变。”针对“学术娱乐化”的指责，万卫否认《百家讲坛》存在戏说历史的倾向，他认为“这是大家还不了解我们的定位。我们传播的不是学术观点，而是而对最普通的观众，我们要做的就是启蒙和普及。现在观众的平均水平，我说初中水平都定高了。所以我们提倡的是‘润物细无声’，通过故事来讲中国历史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诸子百家’，就是讲每个人的命运故事，讲他们在人生的什么阶段提出什么观点。故事只是载体，我们会要求在必要的时候插入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是符合传播规律的，这种讲法放在学术讨论上当然毫无意义-真正的学术讨论直接讲观点就行了。这种辩解是否能够打消人们的顾虑还很难说，但万卫宣称“能把百家讲坛打败的只有它自己”，则显示了他坚持学术娱乐化方向的决心和信心。 　　其实，走学术娱乐化道路的绝非央视一家，也绝非传媒一个领域，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2004年，关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在中国出版，被认为是分析“娱乐化”问题的经典论著。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思想胜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对于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中国学界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大多数讨论者对学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