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生态诗歌的现实主义视角考察.docVIP

浅析当代生态诗歌的现实主义视角考察 　　鲁枢元对生态文艺的解释为:“即从现代生态学的理念出发，选取典型的生态事件，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创作出不同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并在社会上产生相应的影响，从而起到服务于环境保护的作用。”在鲁枢元看来，生态文艺要“选取典型的生态事件”，并且最终落脚点在于“环境保护的作用”。这说明，生态文学具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工业化的强势推进使人类对自然进行了过度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痛苦地呻吟，而我们寄居其间的大自然，也屡屡为人类肆无忌惮的贪婪和暴虐所激怒，露出狰狞的面目，不断对人类进行凶残报复。在大自然的警啸中，人类的自我反思悄然兴起，生态文艺的出现就是人类面对现实环境进行自我反思的表现形式之一。 　　生态诗歌是伴随着生态文艺观念的生成而建立起来的，是生态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诗歌的基础是社会现实的生态环境，而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审美原则之一在于客观性，于是在生态诗歌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便建立起连接，这样一来，对生态诗歌进行现实主义视角的考察就成为可能。 　　一、客观性:生态诗歌的存在基础 　　王诺曾指出:“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在他看来，生态文学首先要具备生态意识，并且具有生态责任感，从生态整体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诗评家陈仲义在谈到生态诗歌时忧虑地指出:“最关心也最担心的，是把生态诗简单化为生态加诗歌;或者将与生态有点“沾边”的诗，通通泛化为生态诗。”生态诗歌不是生态加诗歌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是诗人对大自然由外在到内在的一个内化吸收的过程。由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强化了生态诗歌的生态意识，生态诗歌的存在基础是现存的客观现实。生态诗歌倡导者华海认为:“生态诗歌应该是由现代生态文明观出发或在其影响下写作的诗歌，它应当是艺术地体现生态平衡思想，反思工业文明弊病与痼疾，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介入生态文明建构的诗歌，而且在文本形式上与其和谐响应，有着独特的创新，是一种崭新的诗歌。”华海的观点指出了生态诗歌内在质的规定性。在笔者看来，生态诗歌必须具备生态意识、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其创作的出发点是社会的现实环境，创作内容是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类相互依存的关系，创作目的是表现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以实现生态整体的和谐共生。如于坚的《哀滇池》，翟永明的《拿什么来关爱婴儿》等，这些诗歌都以现实的生态环境为出发点，都是生态诗歌的典型代表。 　　生态诗歌立足于现实生态环境，将现实生态环境作为创作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具备明显的生态意识。在考察生态诗歌的过程中，要避免进入两种误区:一种是诗人将大自然作为审美观赏对象，抒发对大自然的喜爱、沉醉、赞赏之情。这些诗虽然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却没有明显的生态意识，并不属于生态诗歌范畴。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孟门山》、杨万里的《小池》、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等，都属于这类。另一种是表现怀古咏史、忧国伤古、田园隐居、求仙访道等情怀。这些诗歌是借山水以抒怀，自然山水不过是诗人表达主观情感的客观对应物，与诗人的生态意识没有关联。如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以及杜甫《春望》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所表现的都是人的主观情愫投射到客观对应物的一种心理体验。“云”“敬亭山”“花”“鸟”等只是情感的承载物，是手段和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了表现人的情感。正如王诺所指出的:“以人为中心，以‘我’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途径、手段、工具、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进行文学领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那就更不是生态诗歌了。” 　　生态诗歌在中国大陆的创作始于80年代，至今已有30年左右的历程。“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中几乎没有对此进行过关注。即便是对大自然进行了极度破坏的“大跃进”阶段也没有成为文学创作中主要的描写对象，主要原因在于受制于文学的历史规约。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成为了众多诗人描写和表现的对象。有人将生态诗歌30年左右的创作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是自觉意义上的生态诗歌的萌芽阶段。由于刚刚开启现代工业文明建设，自然生态还未受到严重破坏，人与自然还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诗人们表现出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崇拜，致力于描写大自然的美。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这是自觉意义上生态诗歌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一些描写生态和谐的诗歌，已将视线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那些没有遭到破坏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