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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既判力时间范围制度适用的类型化 　　一、《民诉法解释》第248 条的法理定位及问题 　　自古罗马法时代就存在的“一事不再理”，在观念上近乎是一个经验性的自然正义层面的原则，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抑或是行政诉讼，甚至是其他法律程序中，一事不再理成为一项不言自明的理念。作为在民事诉讼中的一个例证，在《民诉法解释》之前，司法裁判文书中也经常出现“一事不再理”、“重复诉讼”等表述。就这个意义而言，《民诉法解释》对这种司法实务中的经验性原则予以了明文化的确认。而且，从相关条文的表述来看，规则制定者将一事不再理与禁止重复诉讼在概念上予以混同，且有关重复诉讼的条文被视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化。就《民诉法解释》第247 条与第248 条的逻辑关系而言，依据《理解与适用》的说明，前者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及适用标准的一般规定，后者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情形。从制度适用的视角来看，第247 条设定的是“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 重复诉讼) ”的一般要件，即在逻辑上同时满足“当事人相同”、“诉讼请求相同”与“诉讼标的相同”三个方面，才构成所谓的“一事”，否则均无妨当事人再度起诉。 　　而第248 条则设定了例外情形，即便后诉同时满足第247 条规定的三个要件，但若当事人基于前诉基准时后的新事实提起的相同争议，仍不妨碍当事人起诉，法院也可以受理。如果法院忽略这个问题错误受理了，一旦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可以以驳回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司法实务界对于重复诉讼的一般理解，属于一事不再理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朴素性观念。同样是基于对一事不再理的朴素性理解，以及制度缺失导致的理论认识模糊，在我国，以禁止当事人对同一事项进行反复争议为主旨的既判力理论与相关制度，也被简单地与一事不再理原则形成对接，并在概念上形成“重复诉讼”与“触犯前诉既判力”的混同。在大陆法系国家，重复起诉具有特定之含义，是指在原告针对被告提起的诉讼尚处于诉讼系属中，相同原告又针对相同被告向其他的法院提起的相同诉求，而不涉及前诉已经确定并产生既判力后再提起后诉的问题。从第247 条的规定来看，我国语境下的重复诉讼( 一事不再理) ，既涉及诉讼系属中( 在诉讼过程中……再次起诉) 的重复诉讼( 二重起诉) 问题，也涉及部分既判力作用范围( 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 。 　　此处的“一事不再理”不仅作为是否违反前诉既判力的标准( 即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 ，而且也构成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的禁止“重复起诉”或“二重起诉”的制度依据。显然“一事不再理”在我国语境下产生了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理解的独特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第247 条与第248 条规定的理解，无疑将重复诉讼与既判力作用范围( 其中第247 条涉及既判力主观范围与既判力客观范围，第248 条涉及既判力时间范围) 予以了简单的混同。依据既判力作用范围的一般法理，这种理解无疑是错误的。在主要大陆法系国家，一事不再理只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理念，而无直接制度化的端绪。例如，在日本学界，在论及既判力本质论这一问题时，“一事不再理”理念曾被作为新诉讼法说的理论基础( 代表学者为三月章教授) 。而且，依据既判力理论的通说，一事不再理理念并不能直接归结为既判力的理论基础。相反，作为既判力的作用形态而言，包含着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具有既判力之判断应当成为后诉审判之基础，因而后诉必须以该判断为前提对当事人的主张( 包括主张与证据申请) 展开审理; 后者是指不允许当事人提出旨在对已经产生既判力之判断进行再争议( 与既判力相矛盾) 的主张与证据申请，法院也不能受理该主张及证据申请( 不进入有关其妥当与否之审理) 。而且，作为既判力的作用场景，并不仅仅限于前诉既判力对于后诉的排斥( 消极作用的场景之一) ，还包括前诉具有既判力的判断( 判决主文) 在后诉中作为后诉的其中一个事项时，作为主张或证据申请被排斥( 消极作用的另一个场景) ，作为前提事项成为法官作出后诉判断的一个依据( 积极作用的典型场景) 。 　　反观《民诉法解释》第247 条与第248 条规定，为了使“二重起诉”与“既判力”在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实现概念的混同，既判力的作用范围明显被限缩，具体表现在: 其一，仅仅强调既判力消极作用，而忽略积极作用方面; 其二，前诉既判力对后诉产生作用只限于前后诉相同或相矛盾的领域，也即仅仅关注前后诉诉讼标的层面，而忽略前诉作为后诉诉讼标的层面外的一个前提事项之情形。综上，从《民诉法解释》有关一事不再理的制度设计来看，我国的重复诉讼( 一事不再理) 涵盖了大陆法系国家“二重起诉” ( 或重复诉讼) 制度与既判力的部分制度。而其中针对既判力部分，基于《适用与理解》的解释，一方面将第248 条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