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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代民事诉讼规则的特征 　　所谓民事诉讼规则，从现代诉讼法的角度来讲，是指民事案件中，纠纷当事人如何行使诉讼权利，从使其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得以保障等为内容而制定的有关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则。其内容始终是围绕诉讼当事人如何行使诉权进行展开的，以及对司法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职能所做出规定,以规范其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行为。此外,现代民事诉讼规则覆盖了从当事人起诉、案件受理直到判决执行等的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清代民事诉讼的规则，与现代的民事诉讼规则有所不同，特别是地方的民事诉讼规则，在清代仅仅是对诉讼前的准备阶段做了明确的规定,而对其他环节则却没有详细的规定。另外，清代民事诉讼规则中也没有涉及到回避、辩护、质证、辩论、诉讼保全等环节,对准备阶段的规定也仅仅是以设定当事人“义务”为内容。通过比较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增加当事人起诉的难度,进而尽可能地降低民事诉讼的数量,这是因为清代仅仅将纠纷视作对现有秩序的破坏的纠纷观念所致。现代民事诉讼是通过建构诉权的种类，为当事人利益纠纷提供积极的、外发型解决纠纷的方法。而清代的民事诉讼则是将当事人的诉前行为严格的约束在一个狭小的框架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将民事纠纷排出在可诉的范围之内，避免进行民事诉讼。清代的民事诉讼规则主要是以义务或责任作为主题，而不是为当事人提供行使及实现权利的行为模式，消极内向的面对。 　　清代民事诉讼规则，比如州县《状式条例》的立法目的是压制诉讼,使得民众提起诉讼的难度增加,以此来缓解“诉讼爆炸”对当时官府所制造处的的巨大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对证据种类、诉讼主体资格、民事诉讼的放告日期、诉状格式、官代书的形式审查职责等一系列的规定没有一个不是抑制民事诉讼活动的启动,从而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达到地减少诉讼案件的数量,这些也正是传统的“抑讼”思想的直接体现。清代的民事诉讼规则,一方面表明了民事纠纷当事人没有“权利”要求官府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 州县官府没有把审理民事案件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在清代社会，并不存在围绕“民事权益”而展开的法律,当事人提起诉讼与其说是基于自己“合法性的权利”,还不如说是因为“正当性的主张”。州县的《状式条例》等，虽然不是由朝廷统一制定和颁行的，但也是借鉴和参照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的基本价值理念、集权政治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实际上也成为了清代的立法宗旨的延伸和具体化的表现，也是清代最为直接和最有影响力的“民事诉讼规则”。 　　除了诉讼前的诸多规定之外，清代的民事诉讼程序表现出了许多特点，比如诉讼程序比较简便，而且审判方式也更加灵活，州县官也在审判上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般的民事纠纷案件在起诉之后就可以得到初步的审理结果。案件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得到及时的审判和执行。这样加速了民事法律活动的进行，也便利了当事人参与诉讼。这些都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国情相符合的。在民事纠纷被州县官府受理和审理的过程中，官府调解和民间的条件始终相结合的发挥作用。而纲常礼教、律例条文和风俗习惯等不同的法律适用也渗透在民事纠纷审判的各个环节之中。这些都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从而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保护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等级分明，关系密切的宗法社会结构，从而保护以尊卑轮序为核心的纲常礼教精神，进而稳定和巩固整个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在这种状况下，怎样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法律渊源，做出公平的裁决。这与州县官个人的道德素质修养、司法经验与水平密切相关，更与州县官吏在司法审判中的灵活策略自由裁量密不可分。因为清代统治者对民事案件的不够重视，赋予了州县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以较大裁量权，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灵活变更。比如在案件的受理上，按照“状式条例”的规定，状不合式，不准。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许多负责人的州县官并不拘于此项规定，而是依据案件的案情以及状式违反规定的具体情况，做出决定。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程序之中也充分表现出重证据，重调查的规则。主要是在注重原被告和证人的口供的同时，对书证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正是因为证据在司法审判之中的价值，所以，私改证据和提供伪造证据出现在民事案件之中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例如《徐公献词》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当时人故意制造提供伪证，造成了错判。这些都体现了证据是查清事实真相的重要环节和审理案件分清是非的重要依据，从而确认诉讼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最终制裁民事违法行为。 　　清代大量民事诉讼的出现，不仅说明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发展还说明了人们的法律思想和意识的提高。如果没有一定法律意识，即使人们遇到纠纷，也不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求助于官府，从而希望能够使得纠纷公正的解决。因为民事案件，对于清代的统治者来说，都是民事细故，而对于百姓大众来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