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时期的东川铜业（1913－1939）　.docVIP

浅析民国时期的东川铜业（1913－1939）　 　　东川铜作为重要的铸币原料和主要的铜料来源，长期被清政府视为国家资源，并得到大力开采。清康乾时期，东川铜业达到鼎盛，时至晚清，东川铜业却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原由清政府所拨的办铜款项和各省之协款均停止;与此同时，滇铜京运停止，所产之铜无路可销，致使东川铜矿业的发展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云南军政府组建矿业公司，开发铜、铅等矿，这项举措使东川铜业继续得以发展。鉴于东川铜的重要性，学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这些成果主要是对清代前中期东川铜业发展的分析，至于民国时期东川矿业公司管理下的东川铜业，学界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东川矿业公司经营下的东川铜业虽然没有达到昔日的繁盛，但它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发展，反映了时代特征，具有研究价值。 　　一 　　民国初年，东川铜业乃至云南矿业因资金短缺而萎缩，以致利权外流。因此，云南军政府行招商引资之策，以解决云南矿业发展的困境。为了筹集东川铜业发展所需资金，滇政府设立了东川矿业公司，走上了官商合办之路。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潮流，一批民族资本家投资兴办矿业。蔡锷注意到了发展实业对云南经济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云南矿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于1911年10月31日致电粤都督，要求帮助招商来滇开办实业，以期解决云南矿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又上书北京政府，要求拨款项、派大员督办滇矿，并提到东川铜厂因本绌之故，开采之力既薄，制炼之法不精，故各省铜元不能不仰给与日本。为此，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拟请仿照前清，设置云南矿务大臣成例，特派大员督办该省矿务，并由国家酌拨基金，一面由滇招集商股，共筹巨资，以厚资本，俾得切实办理”。与此同时，蔡锷还派人远赴南洋招集华侨来开办云南矿业。其募股办法为请资本雄厚的华侨设立资本团，“一面举派代表及技师来滇考查矿业及工商业，一面即招集资本准备开办，惟所集资本不得含有外国人股份在内”，对来滇考察的华侨则“责令地方官严行保护外，并派专员招待，以免困难”，如有华侨来投资，则“以平等之利益”待之，同时，“拟请劝令华侨集资来滇设一动产及不动产抵押银行，以为将来兴办矿产及工商业之援助”。滇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力陈云南矿业的优势，并作出多项对华侨投资滇矿的优惠政策，以期招商之事有所成。可见云南矿业发展已经受到资金短缺的严重影响。为了解决办矿资金的严重不足云南政府设立东川矿业公司，旨在推动东川铜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滇铜京运停止，销路断绝，政府资金和各省协款不复再有，这使本已萧条的东川铜业出现了混乱。在这关键时期，“滇政府乃陆续凑款数万，暂委东川府严其庆原任厂员郑鸾锵接续办理”。由于办矿资金的紧缺，向政府请求拨发铜本的情况时有发生，民国1年(1912)3月，康龄、盛堂致电云南实业司长，“该下收铜需本万急，请速筹发。”四月，康龄、盛堂致电云南军政部、财政司、民政司、实业司，“铜本乏，厂荒甚前。请实业司筹借铜本二万两”。虽然滇政府极力筹集资金，放本收铜，但是“光复以来，革故鼎新，财政尤艰窘异常，其不能复筹此巨资以办矿也明甚”。可见，东川铜业发展急需资金，且政府已无力负担。 　　东川办铜所需费用甚巨，据民国初年调查：汤丹、落雪、因民和铁厂办铜所需费用计“四十四万余千两”。为了筹集资金，东川铜业走上了广招商资，官商合办的道路。滇绅刘盛堂建议官商合办，设立公司，纯用营业性的办法，吸收商股，自行开采，以图改良。另有李训鋐、陈文翰、任万清、肖棫、唐学曾、张芹、李肇凤、陆济培等人目击东川铜业的颓废，深知政府财力支绌，于是“共同发起，拟招商股三十万元，名称拟为东川矿务股份有限公司”，并提出“东川之矿，乃我军政府之矿，招商集股，因补外省协本之无济，官股不投，似乎政府主权之或亏”。于是请于商股之外，政府投股若干，与商股一同办理，以维护军政府的利益，保护军政府的主权。公司之股本总额定为60万元，以10元为一股，共6万股，官商各占一半。这事得到了实业司吴琨的赞成，同时得到了蔡锷都督的批准，定名为云南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于民国2年(1913)3月27日正式成立。公司资金来源和总额，“官股仅将旧日官办一切银钱货物及房屋器具等照时价估值十五万元，后由商股中退还官股五万元，仅余十万元。继公司章程改定股本为六十万元，但因商股陆续增加至六十五元，连官股十万元，共为七十五万元”。从此，东川铜矿业由东川矿业公司经营，直到民国28年(1939)滇北矿务公司的成立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设总部于东川城内，并于省城及汤丹、落雪、因民、铁厂、矿山等处各设一分部。“总经理是黄德润，协理是马启华。下设统计、会计、庶务、文牍、总务、查账、管票、银钱司事、账务司事、出飞据、杂务、勇役等办事员。民国二十年(1931)，公司总部迁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