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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旅游语境下的“九莲灯”符号建构研究 　　 以“九莲灯”命名的民间舞蹈或者剧目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可是像石桥这样通过在人身体上挂灯、燃灯以赎杀生之罪的祭祀仪式并不多见。这一独特民俗事象的生成无疑是地方文化土壤滋养的结果，但是，数十年前还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九莲灯何以在2012年以来得到反复操演，不断调试?难道真是人们保护传统文化历史使命感的突然觉醒?还是说它是人们在现代性话语以及旅游语境中被动思维的产物?在九莲灯起源的问题上，考虑既有文献与田野实际，选择可信度较大的两个传说，一是与“城隍出驾”有关的传说，二是与屠户赎罪相关的传说。 前者倾向于将九莲灯作为民间舞蹈，试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内对其起源进行解释，主要侧重于“感恩”之文化内涵;后者出于遗产旅游开发的需要，试图构建作为祭祀仪式的九莲灯的起源传说，主要侧重于“敬畏”之文化内涵。 旅游开发介入前的九莲灯展演，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作为祭祀活动的阶段，二是作为节庆民俗活动的阶段。起初，燃灯赎罪的人员由各帮会及饭馆推荐。被推荐者，是敬畏神灵，善待牲口的对象。参与者以“哥”相称，师傅称大哥。祭祀所需神像、青帕、油灯由师傅保管，并负责审查参与对象的表现。尔后，形成由师傅挑选参与赎罪的人员，并决定下一任接替者的形式，也即“上辈下传”。赎罪仪式的程序十分严格，成员经师傅认可后，需在一个月内不行房事、不准杀生，并且坚持吃素。“到燃灯谢罪的头天晚上，参与者还要独处一室，焚香沐浴，静思己过。” 据介绍，凡诚心诚意者，莲灯的铁钩刺入皮肉后不红不肿，不痛不痒，代表神灵已经接受其以身赎罪;心不诚意不端者则会血流不止，疼痛难耐，轻则跌坏腿脚，重则家中起火。“燃灯于身虽残忍，但石桥屠户们都愿意参加，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这番皮肉之苦，才有可能求得各路神灵宽恕，同时赢得地方百姓的敬重。” 九莲灯的传人在镇上享有较高的威望，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帮派过节，传人都可周旋其间，帮助调解。1988年至今，九莲灯表演一共举办了5场，现以表格形式。从上面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1988年以及2012年春节期间的九莲灯活动还只是一种民俗活动，并未渗入旅游开发的因素，直到2012年3月24日(农历三月三)后九莲灯活动才被纳入到旅游的语境下。符号一般说来，是人所约定或创造的某个对象的观念性存在，那么九莲灯这一文化事项是如何上升为石桥镇标志性文化符号的呢?具体说来，九莲灯文化的生成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九莲灯传说的形成。2006年之前，九莲灯的传说只见雏形，直到2012年地方文化精英介入后，其传说才渐渐形成情节完整、语言成熟的文本。 该文本的神话色彩不仅为屠户们在身上挂灯、燃灯的习俗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想象空间，还突出了九莲灯起源的神圣性和神秘感。其次是“九莲灯传奇”的打造，整个祭祀大典洋溢着浓郁的川剧味，形式不仅新奇，而且热闹。在锣鼓喧天的热闹气氛里，九莲灯仪式本身的严肃意味得以消解。金冠皇袍的城隍爷，长须及胸的老道人，横眉倒竖的生死判官，手执锁链的鸡脚神，甚至白衣飘飘的仙女下凡等皆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最后是“九莲灯”符号的生成。在九莲灯文化的生产过程中，仪式的历史与宗教因素通过官方意识形态以及现代媒介的渲染改变了其原有的形态。 在现代旅游对独特性、地方感的推崇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九莲灯，其旅游形象已经涵盖了石桥的人文景观以及所有被挖掘出来的民俗活动，如艄公逗幺妹、打莲霄等。故“九莲灯”不再仅仅是九莲灯，它已经成为石桥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缺乏经济资本的石桥镇，没有理由不去利用这个现实的、当地独有的民俗符号为自身的发展寻找出路，而既有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实践经验似乎也为此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范式。 从2012年的四次民俗展演实践，可以梳理出九莲灯在文化意义定位上的努力：首先是正月里的两次展演，从九莲灯本身的舞蹈形式入手，试图将原本单一的行进步伐变为“具有祈福性质的多种阵法”(如龙形阵法)。但是由于受在人身上挂灯、燃灯这一特定形式的局限，九莲灯的舞蹈动作要丰富具有很大难度，结果可想而知。其次是三月三的大型祭祀活动。这一次的表演，将石桥所有的民俗资源囊括其中，并以川剧形式打造成一出“传奇剧”，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渐成定式。在2012年10月，九莲灯作为简阳市代表性旅游资源由央视“北纬30deg;中国行”进行了录播。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教育的传播已经剥夺了民间信仰在治病、救灾、社会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绝大部分功能，使得人们对传统信仰的虔诚度急剧下降。但是，为什么这些民间仪式能够在信仰衰退之后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复兴?可见，民间仪式并不仅仅是所谓迷信活动的残留，它也是文化表征中实践主体得以在场的一种方式。 杀生赎罪，敬畏文化是九莲灯文化建构中的主要意义对象，但作为民俗表演的九莲灯，其表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