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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争议及启示 　　一、美国量刑证明无标准的历史缘由与争议 　　在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漫长时期内都未见有关量刑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这在高调倡导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的国度似乎令人费解，但若对其刑罚制度与法官裁量权的演变及正当程序的适用进行历史分析，便可知缘由。其一，刑罚制度与法官裁量权的演变影响了量刑证明标准确立的必要性。在殖民地时期，如果被告人被判重罪，除非被告人可以提供诸如患有精神病、怀孕等理由，法定刑通常是死刑，被告人的性格与前科都不在法官考虑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形下，法官无需发现量刑事实，没有量刑裁量权，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设定量刑证明标准。而与重罪相比，有关轻罪的法律通常赋予法院量刑裁量权，然而由于刑罚轻微，虽需要法官发现量刑事实但并无设置证明标准的迫切需要。后来监禁刑成为美国的主要刑罚形式，并且随着监狱罪犯人数增加，为减少羁押，赦免、减刑、假释等被适用，导致非确定刑增加。 　　1789 年美国国会首次制定《联邦刑法》，以促使被告人回归社会为主要目的的非确定刑成为刑罚体系的核心，这样法官被赋予了最广泛的裁量权，并被鼓励在量刑前广泛考虑诸如被告人的背景、受教育程度以及雇佣历史、家庭情况、犯罪记录、未被指控的犯罪行为的陈述等各种信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的个性化量刑。这似乎为量刑证明标准的产生提供了契机，然而，由于当时法官在作出量刑判决时没有义务对其刑罚的选择及裁量作出解释，所以几乎没有被告人能够辨别证据对量刑的影响，更不用说分辨量刑证明标准的意义了，因而量刑证明标准问题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其二，正当程序条款未惠及量刑程序。在1949 年Williams v. NewYork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从历史角度而言，法庭在定罪时受到严格的证据规则限制; 而量刑却相反，传统上法官在决定适用量刑证据的来源与类型方面被赋予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而正当程序条款不应被要求像适用法庭审理阶段那样适用于量刑阶段，法官有权不按照定罪所要求的证据法规范考虑任何证据。联邦最高法院从以下四个方面具体阐释其上述主张: 一是定罪阶段设置证据规则是为防止定罪建立在除指控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的基础上，而法官在量刑阶段需要广泛了解信息，尤其是以被告人回归社会为目标的个性化量刑的信息; 二是法官需要依靠判刑前报告中的信息，但如果要求贯彻传闻证据规则而以口头方式提供则会导致过分迟延; 三是在量刑中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会增加诸如人力、时间、金钱等方面的成本，并且无法测算这种高标准的利益; 四是没有证明标准的非确定刑的刑罚体系有助于个性化量刑，对犯罪人有好处。 Williams v. New York 案的判决在美国量刑证据标准问题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案的判决被长期遵循，其有关量刑时法官应当被允许考虑任何证据形式信息的主张被反复引用。美国国会在1970 年将Williams v. New York 案的判决立法化，当时的《美国法典》第3577 条规定: “在美国法庭接受或者考虑适当量刑时，有关被定罪人的背景、性格与行为等信息不应被施加任何限制。” 　　在这种背景下，量刑未被纳__入1975 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考虑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1975 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规则除了与特权有关的方面外不适用于量刑。 这样，《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有关的证明标准也不适用于量刑。然而，Williams v. New York 案判决所确立的规则在施行中不断受到质疑，这些质疑主要来自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不符合当前的宪法标准，后来适用该规则的案例中在量刑阶段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知晓量刑前报告内容的权利等都未获得保障，而这些都是宪法赋予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二是该规则过分倚重审理与量刑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漫长历史，而并未讨论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量刑阶段具体应该适用何种证明标准。 三是并未区分法官量刑所需要的信息种类与证据形式的可信性，未清楚说明为何量刑需要未达到可采性标准的证据，而适用建立在证据可信性基础上的证据规则，比如传闻证据规则并不会限制法庭所能得到的量刑信息的主题范围。四是尽管Williams v. New York 案法庭以量刑裁量权作为不设量刑证明标准的托辞，但其并未说清楚为何赋予法官这一裁量权有助于减轻不设证明标准所引发的量刑不公平与不一致。五是Williams v. New York 案法庭没有适用严格证明标准的理由之一是没有证据标准的非确定刑的量刑体系对犯罪人有好处，而这恰恰是对Williams v. New York 案判决的讽刺，因为被告人Williams 的刑罚由陪审团建议的终身监禁变成了最终法官裁判的死刑 　　二、美国量刑证明低标准的确立与争议 　　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