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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话语权斗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领域风起云涌，多样化社会思潮凭借各种学术的和民间的话语不断冲击主流的意识形态，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极大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虽然已经获得政治领导权，但伴随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及种种问题的出现，要实现同西方“西化”“分化”阴谋斗争的长期胜利，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就要进一步从指导思想、制度设计转变为大众理念，从灌输走向普遍认同，因而巩固和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在20 世纪之前，人们大多在语言学范围内探讨话语概念。此后，“话语”概念逐渐拓展到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领域。用福柯的话来说，“必须将话语看作是一系列的事件，一种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才得以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 也就是说，话语本身反映了特定的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背景下相互影响与斗争的关系。就其本质来看，“任何话语的表达看似纯粹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已，其实是经过选择和包装的历史内容;不同的话语，展示了不同的世界面貌和社会关系，每一个话语体系其实蕴含着相应的政治目的”。 特定话语体系的大规模流行，就演变为特定的社会思潮。他们既有一定的思想表达形式，也可能蕴含一定的政治诉求，兼具二者便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人们通过这些意识形态的传播来拉拢社会力量，争夺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从而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所谓话语权，是指话语主体凭借其思想和理论自身的科学性，通过一定的载体表达其话语内容，从而达到引领社会思潮、掌控公共舆论，巩固和扩大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影响力。 意识形态话语权包涵文化和政治两个维度，进而就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两种不同的形式。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所谓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一定的文化形态、思想理论等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广泛的文化共识与价值认同，这是话语权自下而上的建构方式;政治领导权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舆论宣传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统一的政治导向与政治共识。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从文化领导权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导权因文化领导权的拓展和深化而得以巩固与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导权也反作用于文化领导权。历史上，不同的意识形态为了争夺话语权而展开相互斗争的情形屡见不鲜。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自然和社会问题并互相辩论。 作为当时显学的儒家和墨家为争夺话语权经常展开相互攻击。《庄子·齐物论》说：“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一方面，墨子批评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另一方面，孟子批评墨子如同“禽兽”。与此同时，墨子也批评道家的杨朱。《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除此之外，儒家、道家、法家和名家之间也展开相互批驳。如庄子批评名家没有把握大道，荀子批评名家“辩而无用”，韩非批评名家防碍法治，等等。与此同时，孟子也批评农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思想，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这种百家纷争的局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西汉武帝之前，社会上还没有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思想。 此后，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学取得独尊地位，成为西汉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也进化为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深究起来，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固然一方面是由于儒学能够为西汉的王权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例如“君权天授”理论的系统化，以及重“礼”的儒学有助于维护君主权威和社会秩序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于，相较于诸子百家的其他学说，儒学的文化根基与社会影响最为深广。儒家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周朝的文化传统，例如“敬德”“保民”思想、礼乐教化思想等。周公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只有“敬德”才能永保天命，儒家的德治观念和德治传统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周公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角度看到了民众的力量，认为应当保障民众适当的生活需要，同时要慎用刑罚，这种思想也成为儒家“民本论”思想的重要来源。周公认为通过强化礼制规范和礼仪形式能够使人类社会既有的等级关系有序化，这种思想后来也被孔子继承并大力发展。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儒家继承并发扬了周朝的思想文化，与此同时广泛吸收了其他各家学说的合理因素，才使得它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保持了长盛不衰的态势。也由于儒家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儒学真正做到了大众化，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渗透到普通民众中并世代相传，才使得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