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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客寓意识与李白的孤独感 　　松浦友久认为“客寓的诗思”是李白认识的基准，他所认为的客寓意识包括：与其生地和家系相关联而形成的生就的气质，与蜀中生活相关联的作为异民族移住者之子而形成的疏离感，由“谪仙人”的称呼而增幅了的自由放纵性;以及以上三者融合而成的由资质和环境内在化到血肉气质中的观念。其观点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如认定李白心中有卑劣感。从李白时时以大鹏自比就可看出李白心怀的是精神优越感而不是民族卑劣感。本文结合李白传记等研究资料与心理学基础知识，把致使李白产生孤独感的客寓意识概括为客寓他乡的漂泊感和壮志难酬的受挫感。 　　一、客寓他乡的漂泊感 　　关于李白的家世，比较可信的主要有汉人说，胡人说，胡化之汉人说三种。李白诗文自序持汉人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二首》其二)。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也写道：“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今甘肃省》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请居条支，易姓与(谬本作为)名……神龙之始(公元705一706年)，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凉武昭王，即五胡十六国之一的西凉始祖李禽，李阳冰称李白是李禽的第九代孙。不论李白是否为汉人，对李白先世曾流寓西域，于神龙初潜还蜀地的认识是一致的。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早期学者的研究集中在“蜀中说”和“西域说”上，新说认为李白在神龙初年全家返回中原时生于蜀地。与李白见面即引为知音的的魏万在《李翰林集序》中记载“蜀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杨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默认了李白和前几位一样是四川人。罗漫教授在他的《神话.诗骚.文学史》中指出李白先祖流寓西域期间为了既适应当地文化又保存记忆本族姓氏而把姓作为名(“异姓为名”)，当李白一家再度返回时，李白的父亲手指李树来告诉族人自己原本的姓氏，此时李白正好出生。由此可见李白一家初到四川时还是外来者的身份，因为他们仍然不是身处故地，李白的父亲“以客为名”也是空穴来风。 　　李白的先祖流放期间是外来者的身份，可能曾遭到过蔑视和疏远;当他们返回故国身在异乡，仍未摆脱外来者的身份。此时的李白尚年幼，可能不会有强烈感触。但在与当地人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也会逐渐滋生陌生和疏离感，毕竟李白的家族不是蜀地土生土长的，不可能熟知当地习俗文化、父母难以在言传身教上做到尽善尽美。而且蜀地没有李白家族的祖系，在宗法制的中国古代这是一种没有归属的身份。所以即使李白就出生于四川，也无法避免外来者的孤独感。 　　李白出川后先以安陆为中心到过扬州，太原，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征召长安被赐金放还后又开始了以河南开封和山东单县为中心的漫游。总的来说居无定所、家无恒产，仍然在漂泊，有时候还会遭遇经济危机，生活十分困难。李白初次游山东时相当穷困，《赠新平少年》中诉苦道“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知宁见矜?”安史之乱前后也曾有过困难期：流放夜郎时《赠刘都使》道：“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李白不会管理资财，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交游广、名声大，时人的优礼与尊崇给予资助，自己的诗文换物资;或许也有两位富有岳丈的帮忙。即使李白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这种时时需要仰仗他人帮助的生活也不会过得舒心，反倒可能引起内心焦虑不安。李白出川以后一直都是四处漂泊，最后客死于当涂李阳冰处，漫游的漂泊生活贯穿终生。 　　不管在蜀中还是漫游时期，李白都是一种外来者的身份，四川可以称作他的故乡，但没有祖系和文化的稳固根基。这种流民性质的生存状态会带来试图融入所在社会群体的疏离感和无归属感，深入个体精神情感内即为孤独感。而缺乏物质保障的漂泊生涯更加剧了客寓他乡之感。虽然唐代游学风气盛行，许多读书人在外漂泊，但是先祖被流放在外多年，还带有异域文化特色的诗人大概只有李白。“身世如转蓬”的窘困生活怎能不叫人时时溯本求源、想念熟悉的故乡呢!早在出三峡时，李白就对故乡恋恋不舍：“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一个人只有感到外界的陌生才能体验到对故乡的依恋和相思，这也正是忘怀世俗倍感孤独的时候。到了理应落叶归根的晚年，李白的思乡之情更显不可抑制：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此时已不仅是简单的思乡，更是流寓一生之后渴望安定归根的孤寂，然而“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二、壮志难酬的受挫感 　　蜀中二十余年的学习和求道生涯基本定型了李白的人生价值观，所以他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蜀于安陆安定下来以后，李白开始积极于政治活动干谒地方长官，希望得到援引。他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