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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仓储建置与宋代救荒的社会力量 　　引言 　　中国古代仓储机构，种类多样。它们的功能往往各有侧重，但若从整体上观察，这些仓储又不乏一致性，即都是古代社会救荒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作为备先之具，它们为社会赈济提供基础而重要的物资保障，成为时人实践救荒思想的载体。宋代是古代仓储机构发展的重要阶段，古代社会中与荒政相关而最为重要的三种仓储机构---义仓、常平仓、社仓---在此间都受到重视，并曾同时并存。这一点凸显了两宋时期在古代仓储机构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也指示着仓储机构在宋代赈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往对宋代仓储机构的研究，多是从制度层面展开，探讨某一具体仓储的建置沿革、管理机制、功能流弊等问题①;缺少综合型的比较研究，进而忽视了不同社会成分参与各种仓储的程度。而通过比较研究之后的总体观察，可以发现两宋时期救荒力量的分布，而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分布有一个从官方到民间的转移趋势。所以本文试图首先对上述宋代三种仓储机构，从多个方面做比较研究，尤其注意官方与民间参与其中的不同程度，进而探究两宋时期救荒力量的分布与转移。 　　一、宋代三种主要仓储机构的建置 　　宋代义仓、常平仓、社仓的兴置时间有先后之别，具体背景也不尽相同。义仓之设，始于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的诏令② 有言 　　多事之后，义仓废寝，岁或小歉，失于预备。亦令诸州于所属县各置义仓，自令官中所收两税，每硕别输一斗贮之，以备凶歉，给与民人。 　　其时，五代以来之地方势力尚未全部平定，而太祖已留意于荒政;所以宋代仓储机构的兴置，早在有宋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其目的是谋求一定的物资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宋代义仓设于州、县城郭，民众于缴纳两税之际，以十分之一的比例别输义仓，是为义仓之仓本来源。义仓由官方管理，当“凶歉”之际，再无偿“给与民人”，缓解时困;这涉及义仓所储之物的使用方式。诏文所谓凶歉，主要指的是水旱之灾，这一点与隋唐时代义仓的主要功能是一致的。宋代义仓的收纳与使用规则，此后虽有调整，但大体即不过宋代义仓早期的建置并不稳定，不但太祖朝的义仓未久即遭废罢③，仁宗、神宗两朝，关于义仓的争论也先后反复、兴废不定，义仓未能长久存在。但仁宗、神宗两朝在宋代义仓的建置沿革中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仁宗朝义仓虽未久而罢，但宋代义仓中央、地方，两级三层的管理模式却正是形成于此间;而神宗时期的元丰义仓法又多为以后宋人所称赞，相当程度上被视为“祖宗之法”，成为了校正义仓流弊、规范义仓运行的重要言论依据。然而，元祐初年，旧党登台，几乎尽革新法举措，义仓也随之废罢。此举自然引起反对，待宣仁太后一死，随之便有“绍述”之举。哲宗朝义仓的复置，相当程度上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史载： 　　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十六日，侍御史虞荣请复置义仓。三省言：“旧行义仓法，上户苗税率一硕出米五升。”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复置义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以上，免输。所贮义仓，专充赈济。辄移用者，论如法。宋代义仓建置的稳定，即是绍圣元年以后的事。自此以后，宋代义仓的设置才成为常态。而与此相随，此前宋人关于义仓兴置、废罢的争论，遂转移到义仓制度的建设与调整上来。所以绍圣元年复置义仓，在宋代义仓建置沿革的历史中，实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宋代首置常平仓在太宗朝，稍晚于义仓。其时京畿丰收，物价偏低。宋廷遂增价收购物资，设常平仓以储之，以为将来经济调控中减价出粜之资本。《宋会要辑稿》记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六月诏曰：　　京畿大穰，物价至贱，分遣使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以常参官领之。岁歉，减价以粜，用赈贫民，以为永制。 　　按诸诏文，淳化年间常平仓的设置只限于京城一隅，其主要功能乃平抑物价。所以常平仓钱物的使用方式，乃是用以进行“增价以籴”、“减价以粜”之类的物资交易。宋廷在更广的范围内兴置常平仓，是从真宗景德年间开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真宗景德三年正月辛未： 　　始置常平仓也。先是，言事者以为水旱灾沴，有备无患，古有常平仓，今可复置。请于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计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自千贯至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专委司农寺总领，三司无得辄用。每岁夏秋，准市估加钱收籴，贵则减价出粜。于是，司农官吏创廨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仓案。 　　此处所谓“始置”，乃是针对京城以外的地方政区而言，由引文可知其设置地域是很广泛的。其中仓储之设置地虽未明言，其实也是集中在州、县城郭;与义仓设置地相同。除此之外，常平仓的制度设定诸方面也有清楚地规定：常平仓仓本来源主要是地方“上供钱”;仓体管理也是中央(由“司农寺总领”可见)、地方联合管理的模式。真宗朝接下来还有不少完善常平仓制度的举措，主要涉及一些细节问题，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