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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孟子的论辩方法 　　孟子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其以“好辩”著称、究其原因:一是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他的观点和主张，不得不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辩，其曾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之语(《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即是佐证;二是孟子之为人，木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当然，孟子不仅“好辩”，更善辩、苏询在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便认为孟子“语约而意尽，不为嘎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清人刘熙载也曾在其《艺概·文概》中赞叹孟子之文“析义至精”“用法至密”。 　　孟子长于辩论，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二》)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对具体论证方法灵活多样、富于变化的运用笔者试对其论辩方法加以探析，略作归纳，论述如下。 　　一、直言法 　　直言法即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观点，使听者明晰事理的正确性、合理性、必然性，从而接受观点的方法。 　　如著名的“孟子见梁惠土章”(《梁惠土上一》)记录的是孟子和梁惠土的一次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梁惠土发问，口:“雯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昔国乎?”在孟子看来“利”与“仁义”是难以调和的，所以机智地以“利”为突破展开了论述、他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土何必口利?亦有仁义而己矣、”接着痛批“利”的危害，阐述“仁义”的好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拭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拭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土亦口仁义而己矣，何必言利?”孟子指出土、大夫、士、庶人，如果都说“何以利昔身”，就会产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可怕结局，甚至会导致“千乘之家”拭“万乘之君”，“百乘之家”拭“千乘之君”的悲惨下场、孟子在此即直指“言利”只会带来拭君亡国的危害，惠土闻之，触目惊心，深为叹服、这种大胆的精神、鲜明的观点、明快的风格为司马迁所赞叹他在写《孟子列传》时，开篇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土问何以利昔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清人赵襄周也在其“孟子文评”中评析说:“单刀直入，大旨豁然，斩断迷途，引归正道”，“梁惠土口章”(《梁惠土五》)也是如此，梁惠土在先后为齐、秦、楚所败，大儿子战死的情况下，感到莫大的耻辱，他向孟子问策，希望能振兴魏国，一雪前耻此处，孟子还是直言其观点，他向梁惠土讲了当前应采取的措施，即“施仁政于民”、随后又点出魏如“施仁政于民”则“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以及齐楚秦诸国不施仁政，“夺其民时”的恶果，一正一反，两相对比，使惠土清楚地意识到倘“施仁政于民”，则“土往而征之，夫谁与土敌”。 　　二、移花接术法 　　孟子在游说或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会迅速转换话题，以确保游说或论辩的成功此即移花接术法. 　　如“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土上七》)，一开篇，齐宣土就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此句意思是: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您能讲给我听听吗?齐宣土此问是有原因的，因他处于齐国的强盛之时，一心想以武力征服中原，称霸天下，所以想让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之霸称霸天下的事迹、而众所周知，孟子是主张“土道”，反对“霸道”的双方的观点可谓尖锐对立，如果孟子此时直言不愿谈，双方必然不欢而散，那么劝宣土“弃霸道、图土业”的游说也随之会失败、孟子深知这一点，旋之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土乎”作答、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谁提到过齐桓、晋文的事情，所以后代就没有流传下来，当然，我也没有听说过、如果您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就说说以仁德的力量一天下的“土道”吧、其实，孟子所言非实，他曾经自述:“……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其理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口: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二十一》)从中可知，他和孔子都熟知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之所以推说不知，就是为了避免正面交锋，缓和谈话的紧张气氛，从而巧妙地把话题以“霸道”转入“土道”，以确保游说的顺利进行，直至成功。 　　“庄暴见孟子章”(《梁惠土下一》)也是如此，孟子见齐土:“土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孟子的话一出，齐土就“变乎色”，很尴尬，不得不声称:“寡人非能好先土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见当时谈话的气氛有多不融洽、如果孟子顺着齐土的话题去谈“先土之乐”和“世俗之乐”的雅俗高下，谈话的气氛必然更为紧张，劝说齐土“行仁政”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所以孟子适时地转换了话题:“土之好乐。 　　四、结语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将语言和其他相关的意义资源整合起来，它不仅可以看到语言系统在意义交换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