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霸王道”的学理形成与学说调适.docVIP

浅谈“霸王道”的学理形成与学说调适 汉家制度的特点，学界习惯以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论之。其中，“霸王道”一般被解释为霸道与王道的融通，即汉王室吸收法家力政和儒家仁政的合理之处，作为治国的策略。这一点，就学理而言并无大的问题。汉承秦制，乃继承秦之霸业；武帝独尊儒术，则开始采信王道学说。但就学说史来看，“霸王道”一词仅见于宣帝之言，并未成为汉人论政之共识。周秦多有论“霸王之道”者，故“霸王道”或为“霸王之道”的省称，而关于“霸王之道”，许多学者自周秦便开始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尝试。 《左传·闵公元年》载齐仲孙湫与鲁闵公论“霸王之器”，《国语·晋语八》载叔向与赵文子论“霸王之势”，而后《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亦多论如何成就“霸王”之业，《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亦广记诸侯向臣属求教“霸王”之道，可见“霸王道”之论早在先秦便已形成。因而我们对“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之论深加考察，就会发现“霸王道”既是“霸道”“王道”的合称，更是“霸王之道”的省称。 一、霸道与王道的现实困境 霸道与王道的差异，多数人认为是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区别，但这只是理论形态的阐释。落实到现实政治行为中，推崇王道者亦有征伐之论，如《孟子·离娄》及《孟子·公孙丑》中所记载的孟子关于齐燕争霸之间的困惑和无奈，正反映出王道说不足以以德化天下，不得不以兵争应对征伐的现实。即便是维护传统秩序的《春秋》，也不得不称赞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以征伐稳定天下秩序的努力。 顾炎武曾言“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即春秋时期的霸主虽以力服国，然尚以尊王为号召，故王道仍存。如齐桓公称霸“，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以确认其方伯地位，赋予镇抚周边诸侯之权；晋文公称霸，“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等，由周王予以承认。而战国诸侯，罔顾周天子的封赐，皆自称王，无视周天子之存在，故秦之灭周，诸侯亦不做声。司马迁所言：“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以为战国诸侯以力服国，非维护天下秩序，乃是出于一国之私。 孟子的见闻，最能反映出诸侯的这一急功近利的心态。尽管孟子坚持认为王与霸是对立的，畅其言王道而不言齐桓、晋文霸道之事，并云“仲尼之徒无道”，而“后世无传”。然其入魏，梁惠王则直接问“何以利吾国”，梁襄王思考的是“天下恶乎定”，齐宣王关注的是“德如何，则可以王矣”。面对“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充满渴望的诸侯，孟子不得不思考仁政与力政的关系。 在孟子看来，仁政出于王道，虽有力政，却是以力辅仁，也就是说即便动用武力相强的霸业，一要出于王道，二要基于王道。《孟子·公孙丑上》所言的“以力假仁者霸”，反映出儒家并非反对霸道，而是要求将霸道限制在仁政的范畴之内。所以春秋时期的 霸主，因举着“尊王攘夷”的大旗，便得到了儒生的默许。也就是说，儒家并不天然反对力政，而是反对罔顾道德诉求的霸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司马迁在撮合史料叙述周秦时期的霸王时，便多举其德政之举，如齐桓公的“修善政”“赡贫穷”；晋文公“修政，施惠百姓”；秦穆公“施德诸侯”；宋襄公“修行仁义”等，以明确霸道对王道的维持。 力政与仁政相辅相成，以春秋五霸最为典范。战国儒家的新动向，在于强调王道和霸道的融通，将霸业纳入到王道的体系中，使之成为新的王道论。如荀子眼中的“霸道”，本质仍是“诈心以胜”，但为了保护王道，他还是期望尽量符合“信立而霸”的要求，“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在他看来，霸业不是完全靠着逞强好胜、强迫他国而获得，而是凭借依照法令、爱护百姓成就的。因而长久的治国之道，是霸道与王道的融通，如《霸言》所言：“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站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既承认王道必须建立在霸业之上，又认同霸道必须以王道为终极目标，二者相辅相成。《管子·兵法》亦如是言：“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因霸而王”便是依靠力政实现王道，如商汤、文武；“辅王成霸”便是以仁义之举辅佐霸业，如春秋五霸。这样的力政与仁政的融通，便是长远的霸王之道。 二、《吕氏春秋》对霸道的纠补 历史是以成败论王寇的，思想是以是非论成败的。如果没有秦一统天下的历史事实，王道和霸道的对峙还会持续成为学者们辩论调和的话题，而这种理论上的设计，无论如何完美，都必待历史实践，才能检验出其内里的残缺。 但现实问题在于，任何政权都要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