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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1949年以来中国与一战的外交 　　基于外交史角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提到一战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北洋军阀、‘匕十一条”、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概念或节点。一战不仅促成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奠定了此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基调。60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一战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己经涉及到了这些节点，但主要是以政争切入外交。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 　　本篇综述围绕中国的一战外交展开，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个人对一战研究的思考。在体例上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并非按照成果出现的先后顺序一一列出所有成果，只选择有代表性的成果;(二)以具体的学术问题为标题，选取学界在此题目下的学术争鸣和进展，侧重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本综述并非面面俱到的文献综述，而是围绕一战的学术综述。以学界对一战发展线索的认识程度为基本框架，以一战自身发展的线索为基础，概要探讨中国的外交应对，对每一个重大的外交节点都力争照顾到。① 　　一、总论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通史性著作中，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并未被列为一个主题章节加以讨论。与一战有关的重要历史节点，如宣布中立、“二十一条”交涉、对德绝交与宣战、府院之争、西原借款、五四运动等是被置于北洋军阀史的框架之内加以阐述的。这一状况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变。如在《中华民国史》的章节安排中，第二编第一卷第七章题目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在此章的第二节叙述了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一战只是作为“二十一条”交涉的背景加以叙述。 　　二、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中立及相关交涉 　　(一)中国宣布中立 　　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对北京政府初期的中立，先前的研究多为否定态度。近年来，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北京政府的中立宣告看起来是一种稳妥的、合乎时宜的对策，在正常情形下，这一对策不应引起争议，然而，当时中国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是欧战双方在中国皆有租界和租借地，皆有一定规模的驻军;二是有强邻日本在伺，它很可能因与英国订有同盟而加入战争。为保持自身的中立权力，北京政府曾做出诸多努力，在美、日、英之间试图寻求中立的保障。这些努力，均未能取得效 　　(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勤见袁世凯时，向袁世凯当面提交“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全面控制中国。袁世凯主持下的北京政府采取了四个方面的应对措施:首先，弄清日本提出如此苛刻条件的真实意图，作为决策的基础;其次，委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归国活动，利用日本元老派与现政府当权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一致，试图改变日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再次，利用中外报界透露日本的要求，鼓动舆论向日本施加压力;最后，力争获取国际上的外交支持，通过顾维钧向美英透露谈判消息。①对于利用报界舆论的策略，有专门研究予以探讨。袁世凯虽大肆运用新闻策略，但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致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此时的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三)袁世凯称帝 　　在一战中国中立的大背景下，袁世凯称帝成为“二十一条”交涉后的另一重要议题。各国出于欧战自身利益的角度，对袁世凯的称帝抱有不同的态度。在袁世凯宣布改制前，德奥两国，特别是德国，为了争取北京政府倾向盟国集团，支持中国复辟帝制，并答应给予财政、军械援助;协约各国态度复杂。日本试图借机制造混乱，从中渔利;英国对于中国改制，开始并不赞成，担心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利益，但在日本支持帝制后，也改采支持态度，借以抵消日本的影响。美国驻华公使茵恩施本人虽不赞同帝制，但仍敦促美国赞成中国改制。袁世凯决定改制后，日本突反前态，邀请英、俄、美、法等一致行动，劝告袁世凯勿行称帝。在袁操纵下，外交部致电各国，表示改行帝制完全出于民意。奥德两国首先表示赞同，预祝帝制成功，随后美国驻华公使建议美国国务院从速承认中国改制，英、法、俄亦表示承认新政府。惟有日本坚持反对。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择日登极，不料中国国内局势突变，蔡愕起军讨袁。在此形势下，列强再次改变态度。 　　(四)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是日本寺内内阁时期对华借款的统称，因其主要借款系由西原龟三直接或间接经手，故称西原借款。对日本而言，此次借款系为乘机攫取在华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对段祺瑞而言，通过借款达到发动内战，实行武力统一。通过西原借款，日本把段祺瑞变成了自己忠实的政治工具，并企图在中国排斥其他非亲日的政治势力，以达到在政治上单独控制中国政府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