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吕思勉对顾炎武史学的继承与发展.docVIP

浅论吕思勉对顾炎武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自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以来，治学观念与方法上的趋新求变己成为史学界的风潮，然而回望过去一百余年间的新史学建设之途，许多成果显著并卓然成家的学者，往往不仅学术理念鹜新，而且旧学根抵丰厚，吕思勉即为其中的一位代表。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受到了西潮的冲击与震荡;一方面则是源自从前的传统，其中较直接的当然是清代学术的传统。吕思勉在晚年所作的《自述》一文中讲道: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什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与余家差可肩随耳。”① 　　这番带有自我总结意味的叙述，充分显现出吕思勉与清代史学之间深厚的学术关联;吕思勉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可与赵翼、王鸣盛、俞正燮等清乾嘉史家比肩，对于顾炎武则自称“殊愧望尘”，这固然表明了他对顾氏之学的宗仰，其实又未始不是对本人学术的一种自期甚或自许。吕思勉治史深受顾炎武史学的影响，本文即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对二者关系试作探讨。梁启超曾称赞“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他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 　　对《日知录》等清代札记的价值，梁启超评价甚高，称:“各家札记，粗细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己成精品者(意见经反覆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②用读史札记的方法求学问，确实能够做到绵密深入而有创获，梁启超感叹此种方法“而今亡矣”，却不知下这种困知勉行工夫的后起者尚有吕思勉。 　　吕思勉生平从未有进入新式学堂的学习经历，其学术根抵植基于早年所接受的传统式教育，如他在谈论自己早年的求学生涯时所言:“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①而少年时代父母师友所传授他的，自然是清代学者所秉持的那一套读书问学方法。1928年吕思勉在状学杂谈》一文中阐述个人对为学之道的看法，讲道:“人之为学，所难者在见人之所不见。同一书也，甲读之而见有某种材料焉，乙读之，熟视若无睹也。初读之，茫然无所得。复观之，则得新义甚多。此一关其人之天资，一视其人之学力。为学之功，全在炼成此等眼光，乃可以自有所得。而此等眼光，由日积月累而成，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其所得者，亦有铣积寸累。未有一读书，即能贯串古今者也。故昔之用功者，只作札记，不作论文，有终身作札记，而未能成有条理系统之论文者。非不知有条理系统之足贵，其功诚不易就也。”②吕思勉治史，即是循着前代学者先读书、后做学问的传统路径，依托读史札记来开展学术研究的。后来的学者，如严耕望推崇“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 　　殊不知吕思勉所以能够坚持这样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清代学风对他的影响。学生杨宽回顾吕思勉当年的治学情形:“从二十三岁(1907年)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旧课’，逐日阅读，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札记。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④早期的弟子钱穆也讲过在吕思勉寓所中所亲眼目睹的情形:“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⑤当然，吕思勉撰写札记并不止在23岁“专意治史”之后，他很早就开始习作读史札记了，现留存下的吕氏遗稿之中，就包括他十几岁时所作的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札记六本和读《资治通鉴》札论九本。他平日读书每有所得辄即记下，并不断增删修正使之完善，长年累月，积聚起了大量的札记稿件，可惜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己在战乱中损毁，目前完整保存下的尚达百余万字。⑥ 　　在清代史作之中，对吕思勉影响最大的当推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国维所谓清学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而以为“国初之学创于亭林”。⑦梁启超称顾炎武为清代学术的“开派宗师”，“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⑧钱穆后来虽然特别强调“清儒考据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但是他也承认，顾炎武所采用的治学方法，影响力远远超过并世的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卒为乾嘉以下考证学派所群归丁旷，“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⑨而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直到近代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傅斯年列举清代学问的门径书，第一部即为此书，他认为这部书“看起来好像零碎，其实清代朴学的方法和精神，都可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