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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克里普克语言哲学观 　　克里普克(Saul Kripke)是当代美国学界颇具影响力和原创力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其学说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面貌的改变”。他的语言哲学主要体现在他的《命名与必然性》这本书中，观点新颖独特，具有高度的原创性。笔者将对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做一番深入细致的阐释，同时结合其观点谈谈对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启示。 　　一、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 　　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专名指称观的独到见解之上，并且是基于对弗雷格(Frege)与罗素(Russell)以来专名描述语理论的解构而建立起来的。弗雷格认为，专名既有指称又有涵义，不过，对于同一所指，其涵义是不一样的，如“启明星”和“长庚星”同指一颗行星，但它们的涵义是有差异的，换言之，它们的所指是一样的，只不过其寻找所指的涵义路径不一样而已。弗雷格对此还做过生动的描述:这相当于用不同的望远镜来观察月亮，尽管观察的路径不同，但看到的则是同一个月亮。罗素区分了专名和描述语，认为专名要有意义必须要有实物存在或曰承载者(bearer)，而描述语只管自己的形式本身，不管是否真有此物;而描述语不需要承载者，即使不知道指称对象，一个人也能够理解一个描述语。由此可见，罗素和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认为专名其实就是缩略的描述语(truncated description),“等于一个或一些确定的描述语。”后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塞尔(Searle)等人对专名描述语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簇描述语理论(family of descriptions theory) ”，认为专名就等于一组或足够多的描述语的集合。维特根斯坦用《圣经》中的“摩西(Moses)”对此进行了阐释，“我所理解的摩西就是那个做了圣经中归于摩西的那些事的人，或至少是那个做了其中大部分事的人。“塞尔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认为专名等于足够数量或大多数的描述语，至于这个专名满足了多少描述语，或具体那些描述语，则是不确定的。克里普克认为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观点都是错的，并把他们的观点捆绑在一起(定位为“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传统”路线)进行抨击: 　　克里普克认为，弗雷格、罗素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指称理论的错误，在于把专名的涵义与一个或一组限定摩状词(笔者注:即描述语)混为一谈，还……在于不了解，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指称同一对象，并不以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偶然的事件或过程为转移。 　　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观点进行批判之后，克里普克提出了自己的指称理论，即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笔者将通过对克里普克提出的几个关键概念之阐释来走进他的语言哲学观: 　　(一)可能世界与严格指示词 　　“可能世界”这一概念最初是由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来的，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时设想了各种可能世界，而上帝选择了最好的一个。后来，可能世界理论圈里的哲学家对“可能世界”做出了种种不同的阐释:普兰廷加认为，“可能世界”就是一般所谈的“可能性”观念的形式化说法，所谓“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大致就是说“设若”，尼克松在一个可能世界里一辈子卖汽水，等于说设若尼克松一辈子都是个卖汽水的。而戴维·刘易斯则认为，“说到可能世界，我持实在论立场，我是实实在在从字面上这样说的……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诸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现实世界似乎独成一类，与可能世界有本质区别，然而那只是因为它碰巧是我们住在其中的世界。因为刘易斯对可能世界的说法过于实在，遭到了这个理论圈不少人的反对，其中克里普克就认为刘易斯把可能世界看得过于认真，好像它是个外国，或者一个很远的行星，可以用望远镜来朦胧观察。 　　克里普克对普兰廷加与刘易斯对“可能世界”的叙说都不赞成，重新对“可能世界”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一个可能世界不是我们可预见的、或者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某个遥远的国家。一般说来，另一个可能世界距离我们是非常遥远的。即使我们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旅行，也到不了那个地方。一个可能世界是由我们赋予它的描述条件来给出的。“克里普克接着说道:“可能世界是被规定的，而不是被高倍望远镜发现的。”后来，为了说得更为清楚，他建议使用“世界的可能状态(或可能的变化)”或者使用“反事实情景”来代替可能世界。克里普克对可能世界颇具创意的阐释，其目的在于论证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和描述语都是指示词，但是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专名为严格指示词，而描述语则是非严格指示词，理由是“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否者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如“尼克松”和“1970年的美国总统”就完全不一样，“尼克松”是专名，同时也是严格指示词，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