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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一个读史者的眼光与责任感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是宋石男的第三本书，在我看来这也是“石男出品”标签性最强的著作，这本书不但真实、准确地显示了宋石男的写作风格、思想深度、才华与气质，也能从中窥见其为学、阅世的旨趣。这本书的许多篇章，如写清朝官员的贪腐、明朝秘密警察的暴虐、清代“佘祥林”直到官府诬其杀害的妻子活着回家才能洗冤、清代奴役智障者的黑煤窑、谣言传播、文人约架，等等，这些事假若隐去具体年代和人物，读者会有一种今夕何夕的疑惑。读者似乎不是在看历史，而是在读这几年报章上的社会、法治新闻，或许会感叹一句：“太阳底下无新事”。 之所以如此，我以为一个原因是作者或者说中国许多读书人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性路径使然，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也有这样的偏好。看到世上诸多离奇之事，若去翻翻历史有时会哑然失笑：有何离奇的？古亦有之。当然，时间不是静止的，今日不是昨日简单的重复和映射。但若将古代和今天相近的事件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事情发展的脉络、社会原因庶几相近，有些甚至可以说雷同，以古观今不是牵强也不是偷懒，而是历史与现实确实是这样的亲近。 在中国古代，说一个读书人有学问，主要是指其经、史两方面的造诣。王世贞、章学诚等人言“六经皆史”，宏大的理论必然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经验之基础上，通史者经义自通。西人治学或为文，也会用到希腊神话或圣经中的典故，但很难找出像中国人这么喜欢用典的民族。中国古人写文章，会不会用典是品评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我们寻常所说的成语，一大半是来自古代的典故。笔者的少年时代在湘中农村度过，地处偏僻的乡村多是些识字不多的农民，可在新年舞龙灯时，两个家族的代表唱“龙灯歌”，定胜负的标准则是谁懂的历史典故多。 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人性、制度和文化的遗传基因十分顽固，社会表层的大动荡和变革，很难改变表层以下血脉中那些因子。所以才让历史在中国一直是一门显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现实也是一种合适的方法论。 有时候翻看古人的笔记或者尺牍，会觉得从古至今，中国除了器物的进步，比如从骑马、步行变成了开汽车、坐地铁；从信笺互答到QQ上视频对话；从“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到手持信用卡、动车到东莞，其他又有什么变化呢？秦始皇没见过电视，没用过手机，可不照样是“千年犹行秦政法”？《水浒传》中的梁中书要指派杨志带着十几个军士护送金银珠宝去东京送给蔡太师，而现在下属孝敬上司，知道上司的账号即可，不用担心黄泥岗上晁盖等人的剪径。难道，进步仅仅是这些？ 每念于此，我有一种悲凉感弥漫于胸腔，进而是深深的无力感。一幕幕荒诞剧和悲剧在这块土地上一次次重演，对其还能说什么？说又有什么用呢？历史会使人睿智，但也容易让人走向颓废和冷漠。 但石男不是这样的。从这部书可以看出，正因为他喜欢读史，具备历史的眼光，而更有一份对现实的关怀和对斯土斯民的责任感。 为 什 么 他 要 强 调“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他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为何历代王朝对著史如此敏感，要不遗余力地树官史、抑民史？中国传统素重历史，统治者对历史也特别重视--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易代之后，近现代史尤成为禁脔，因历史常是统治者合法性所系，还可能成为时人借古讽今乃至抗争革命的武器。” 在中国古代，不仅仅是庙堂和江湖之间，即使是统治阶级的内部，夺得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及解释权，就是占据了现实中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以明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为例，迎合皇帝欲尊生父兴献王为帝以及反对这一做法的两派大臣，都援引历史典故为己所用，论述自己意见的正当性。当然，最后皇帝支持哪一方，哪一方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在掌握政权的人垄断历史的记录权和解释权、打压私人记述的历史大背景下，宋石男提出每个人都来做自己的“历史学家”，用一切可能的载体：文字、图片、视频，记载自己看到的人与事，以及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历史，用独立的思想去分析历史，具有很大的现实价值，是对权力控制历史解释权进而控制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消解。如果100年后的人研究今天中国的状况，只看《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的文字和影像史料，和综合分析今天各大网站BBS上的帖子以及微博，所得出的结论是很不一样的。 人人做自己的“历史学家”，具备一定的历史眼光，在今日中国还有一个好处：难以被那些新奇的概念、热闹的炒作、宏大的叙事、光鲜的外表所迷惑。不管口号喊得多好，标签如何与时俱进，平等就是平等，不平等就是不平等，哪怕打着为人民利益的幌子而享受的特权依然是特权；靠人身依附而不是按公开、平等的竞争获得的权力是僭权，必然导致腐败，不管这个人是宫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