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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党规与国法的基本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党规与国家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非常具有新意的阐释，并将其运用于依法执政的解读之中。它说“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说到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很容易使人想起宋朝大诗人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党规与国法似水光山色、西湖西子的关系，要做到淡妆浓抹总相宜。在中国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规与国家的法律之间应该做到相伴随行、相互区别、相得益彰。 　　一、相伴随行:党规与国法是政党政治中并行的规范性文件 　　党规即党内规章或者党内规范性文件的简称。国法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简称。国法的出现固然很早，党规当然只是政党政治的产物。但是自政党政治出现以来，党规就与国法相伴随行，它们是并行的行为规则，存在于政治及社会领域。在现代政党政治的运行中，对特定政党的成员来说，党规和国法都是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或者行为规范，共同作用于特定主体。作为执政党的党规具有一般党规所不具有的属性，它与所在国的国法之间更有独特的联系。 　　由于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不同，政党可以划分为执政党和非执政党，党规也可以被分为执政党党规与非执政党党规。就执政党党规的效用来说，则可以分为处理执政党内部事务的党规，与作用于国家治理的党规。纯粹处理执政党内部事务的规章，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它们与国法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如果是执政党用于治国理政的、作用超乎党内事务的规章，就与国法直接相关，有的有一个如何转化为法律的问题，有的则有如何与法律相协调的问题。 　　执政党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实际上是执政党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反映，是执政党与法律关系的具体化。对党规与国法关系处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对党与法关系处理的正确与否。只有处理好了党与法的关系，才可能正确处理好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历史上，我们长期未能很好地处理党与法的关系，导致了党规与国法关系的错位，铸就了巨大的历史性错误。党规与国法关系错位的原因很多，就最基本的原因来说，主要有三点: 　　一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内容与方式没有与时俱进所导致的。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既是革命党也是领导党。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既是法律上的执政党，又是政治上的领导党。现在依然拥有这双重身份，但是如何处理这双重身份，却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未能取得政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成功之后，它转化成为了执政党。这是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换。尽管法律上的身份变了，但是它作为领导党的身份却没有变。虽然仍然是领导党，但是它领导的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根本性的变化。如果领导的内容与方式还是像革命时期一样，并因此而忽略了执政党身份，就必然发生“党国不分、党法不分”的失误。历史上我们党“以党代国”、“以党代法”的悲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是由中国共产党谋求一党长期执政的使命所促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使命，是西方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这就是它要“一党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使命，使得这个政党必须也必然具有崇高的地位、无上的权威。这就很容易导致党决定一切、指挥一切、调度一切的局面出现，使党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党。在这种执政权力之下，我们党稍微不慎，就可能“以党代国、以党代法”，导致党规与国法不分，甚至直接赋予党规以法律的效力。除了我们党自身之外，其他有关的政治力量或者主体也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进而助推我们党“以党代国、以党代法”成为难以纠正的错误。 　　三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与社会条件所助长的。从历史基础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人治文化罕见地丰富、深厚和顽固。我们要在中国古老的文化典籍中去寻找关于法的论述，基本上都能看到其中的人治痕迹与遗迹。人治的传统意识、文化观念、习惯思维都可能成为“要人治不要法治”的前提与动力。从社会条件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集中指挥、统一行动，是非常必须的。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集权性的体制机制。在执政之后，我们党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机会和条件进行反省和校正。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人治的道路。混淆党规与国法的界限，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们党执政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条件所助长的。 　　我们党作为领导党，是没有疑问的，但值得疑问的是，我们党领导什么和怎么领导。根据多年的实践，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事务的领导。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