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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兵权离政权有多远 　　在刘刚和李冬君合著的这本《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开篇就谈道 ：“中国传统政治，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被归为财政问题。中国传统权力，一切行政权力，究其来源，皆出于兵权。”中国传统所谓“政权”，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仔细想想，还真是。但是，只要有“财权与兵权”就是政权吗?这值得商榷。 　　改朝换代就意味着群雄并起，有财权与兵权的军阀可不少。但是，他们是什么呢?割据政权与亚政权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十七世纪初，也就是中国的“晚明”时期，欧洲殖民者的商船队来到中国海域，对于这个未知的海域、未知的市场，荷兰人是最初的赢家，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强大的舰队、贸易网络、码头口岸，形成了一个亚政权，在中国海域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他们占据了台湾岛，与中国东南沿海搞海外贸易的“郑氏集团”发生了冲突。 　　“郑氏集团”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军事复合体”，以商业利益供养一支海上力量，又以海上力量维持商业利益。荷兰人有军舰，“郑氏集团”也有。郑氏海军使用的装备是最先进的，海战战术也是最先进的。他们与荷兰人交手时，使用的战术与1588年英国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法一致。“郑氏集团”与荷兰殖民者作战，同时，他们还打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清兵自然知道荷兰人的力量，知道他们与郑成功的矛盾。清兵与荷兰殖民者的结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与此同时，郑成功跟英国结盟，对抗清荷联盟。那时候“郑氏集团”的号令能“从台湾一直下到马六甲海峡”，这个区域的华侨全听“郑氏集团”的,欧洲殖民者到南海就得给郑家交税。站在世界历史的大视野，荷兰的海上霸权由盛转衰的起点就是澎湖海败于郑成功。接着，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又败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后，英国把荷兰的海上力量彻底打垮。等到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表面上“礼仪之争”的背后，是国际大战略背景。你们英国人把大清的海上老友荷兰人扫平，然后跑来炫耀，这怎么能行。换言之，英国能顺利进入中国海域，是他们和郑成功的盟友关系起了作用。 　　“郑氏集团”是明末有着很强商业意识、海洋意识的亚政权，如果他发展起来，今天的南海或许会是中国的内海。可惜“郑氏集团”覆灭后，清朝闭关锁国，康乾盛世把一切亚政权的存在基础消灭。但是鸦片战争再一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造就了另一个强大的亚政权。 　　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清政府允许地方大量发展团练，湘军、淮军应运而生。湘淮军胸前是“勇”字，清朝的八旗兵、绿营兵胸前是“兵”字，“兵”是有编制的武装，“勇”就是编制外武装，换言之，就是体制外军队。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又搞兵工厂，战后发展起整体的国防工业，矿业、铁路、航运，还涉及金融等行业，逐渐演化成北洋军事-工业复合体，具有了亚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由军队发展起来的亚政权，当它逐渐强大时，朝廷自然是又得倚重，又得提防。李鸿章左右逢源，最后，甲午一战全军覆没。如何实现淮军和北洋军的国家化?真是一个艰难的问题。这个“军队国家化”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军队改编为国家军队 ;另一个是军队起来做自己的主，做国家的主，自我国家化。前一种“军队国家化”自然很好，可是大清朝这个传统的体制根本就给不出这样的出路。传统的东方国家，面对西方压力时，往往会组成一支体制外的新军，新军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明，对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愚昧落后自然是心知肚明，他们先是在世界舞台上代表国家，最终取代国家。土耳其的凯末尔军官团、埃及的纳赛尔军官团、伊朗的军官团经常以政变的形式自我国家化，他们的政变有着天然的正义性，他们坚信自己才是国家的希望。军官团自我“国家化”是东方C专制国家转型的一条常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