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海涉外侵权中渔业权国际法保护之强化_0.docVIP

浅谈南海涉外侵权中渔业权国际法保护之强化 　　由于南海渔业权涉外侵权涉及多个国家，且侵权人一般为外国国家机关，侵权之目的主要不在于财产，而是为了侵占我国南海海域和岛礁，故其形式虽然是渔业权涉外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本质上却是侵犯我国南海主权的行为，体现了我国与侵权人所在国的政治、外交和国防关系。所以，保护我国渔民在南海的渔业权不能只限于国内法手段，更不能一味地被动应付，更应当充分发挥国际法保护机制的作用，积极主动、理直气壮地采取各种行之有效、行之可能的国际法保护措施。 　　一、强化南海渔业权国际法保护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在越菲等国纷纷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理由主张其南海主权的情形下，我国对《公约》避而不谈实为最不可取的下下策，况且这是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的。相反，我们必须大胆转变观念，理直气壮地寻求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依据，以此强化南海渔业权的国际法保护。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人切莫落入这样的陷阱,即中国不主动谈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及国际法依据，就以为中国理亏而回避。”有充分、确凿的历史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我国对南海之主权和历史性权利。 　　(一)我国在南海九段线内享有自然资源主权 　　我国对南海海洋渔业权实施必要的保护在相关国际条约尤其《公约》中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权利来源。根据《公约》之规定，我国在南海享有自然资源主权及相关权利，对所辖海域渔业权实施保护就是南海自然资源主权和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对国民应尽的义务。这主要表现在： 　　《公约》第56 条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以及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同时，享有对下列事项的管辖权：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 　　《公约》第61 条规定了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生物资源养护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决定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在合理的环境和经济因素限制下，使捕捞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能够生产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但应考虑到与所捕捞鱼种有关联或依赖该鱼种而生存的鱼种所受的影响，使其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严重威胁的水平以上。 　　《公约》第62 条则明确了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权利，即在不妨害第61 条的情形下促进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最适度利用，决定其捕捞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能力，并根据公约规定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同时，该条款还要求在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其他国家的国民应遵守沿海国的法律和规章中所制订的养护措施和其他条款和条件。 　　(二)我国渔民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 　　依据国际习惯法和《公约》的相关规定，我国渔民在南海传统渔场应当享有历史性权利。主要是历史性捕鱼权或称传统捕鱼权，即一国国民长期以来习惯于在原为公海的一部分，现在成为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或管辖范围的海域从事捕鱼活动，由于该国国民在此海域存在着惯常的捕鱼活动，从而使该国国民在此海域享有继续从事捕鱼活动的权利。这种传统捕鱼权不仅早已是国际习惯法上的权利，而且已经通过国际条约、国际法院的判例和国内立法等途径得到成文法的肯定，如：冰岛与英德之间的渔业协议、日本与澳大利亚的渔业协议，1974 年国际法院在审理冰岛与英德之间的渔业管辖权纠纷案时，判决冰岛应尊重英德及习惯在该区域内开发渔业资源之国家的既得权利，美国1966 年颁布的《设立领海外毗连渔区法》、加拿大1964 年颁布的《领海和渔区法》等。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 条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它以国内法的形式肯定了历史性权利。 　　《公约》虽未明文规定历史性权利，但却肯定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和“特殊情况”，并赋予“历史性所有权”以“例外条款”之地位。《公约》第62 条规定：“沿海国在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捕量的情形下，应通过协定或其他安排，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且应“尽量减轻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捕鱼或曾对研究和测定种群做过大量工作的国家经济失调现象的需要”，即要求沿海国在捕捞量允许时尊重和承认他国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的传统捕鱼权。《公约》第51 条第1 款规定：在不妨害第49 条的情形下，群岛国“应承认直接相邻国家在群岛水域范围内的某些区域内的传统捕鱼权利和其他合法活动。行使这种权利和进行这种活动的条款和条件，包括这种权利和活动的性质、范围和适用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