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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口述史学的社会性特征 　　现代口述史学已走过了60多年的漫长历程, 这门新兴的历史学科以其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在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在诸多的学科特征中, 社会性无疑是口述史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同时又是该学科内部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不言而喻, 口述史学的上述特征既决定了它的广泛性和完整性, 也对其客观性和叙述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口述史学与以往史学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 它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西方口述史学家认为, 在所有的史学研究领域, 只有大量引进来自下层民众的口述凭证, 才能够充分认识民众的历史作用, 而这一点往往为以往的史学研究所忽视。毋庸置疑, 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 走向民众才真正意味着印证和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史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面向大众的历史学。 　　一 　　现代史学研究的这种重返人文的传统, 可追溯到20世纪20 年代。早在1929 年, “年鉴派”和总体史学的创始人、著名的法国学者费弗尔和布洛赫就明确指出, 史学研究必须打破专业的狭窄界限和门户之见, 实行跨学科的研究, 以最终实现人文科学的统一。1964 年, 布洛赫又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 人类活动的场景构成了历史学的特殊对象, 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 进行跨学科的集体研究。费弗尔和布洛赫的这些观点及思想对日后口述史学整体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体化是现代西方历史学的主要方法论趋势之一, 它试图用整体的观念来解释和描述历史, 将历史和历史过程当作一个结构整体, 从而保证历史分析内在的完整性, 将重构史实的程序与综合判断结合起来。其代表人物亨利·贝尔认为, 社会因素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 只有通过社会因素才能说明人的本质,因此研究社会因素是“历史综合”的一项基本任务。 　　“新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的新思潮, 与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的。除了在观点上与后者不谋而合之外, 就其实质而言, “新社会史”的态度则更为鲜明。“新社会史”提出了“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主张,确定了新型的历史研究对象不再是充斥以往历史著作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等“上层精英”, 而是普通的民众及其经验和情感。不言而喻, “新社会史”的观点和实践为日后史学研究的大众化趋向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前提条件。 　　自进入20世纪90 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大众应用”问题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1994 年, 意大利历史学家尼古拉·加莱拉诺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办的《第欧根尼》(Diogenes)杂志上提出了“大众应用性”的概念。他指出, 历史的“大众应用性”乃是史学产生的依据, 史学即是调节和确定记忆与遗忘、值得保留和不值得保留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活动。俄罗斯学者阿伦· 古列维奇也颇有同感, 他认为, “自上而下”的历史本身是不充分的, 必须与“自下而上”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不仅是一个所谓的研究“大众文化”的问题, 人们还必须研究不同类型的意识。他进一步指出, 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是从“内部”来研究历史, 即探索历史进程参与者的内在情况、他们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价值体系。今天看来, 这些学者的阐释相当精彩。史学研究既然是对(总体)历史现象的解读, 就不可能限定在狭小的范畴之内, 口述史学研究自然也不会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 全方位地走向民众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唯一出路。 　　二 　　如前所述, 口述史学是一门面向大众的科学。如果我们稍加引申就会发现, 它同时也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同理, 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引申则不难看出, 它更是一门关于下层民众的科学。应当承认, 口述史学是总体史学、新史学和“新社会史”长期共同作用的产物,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沿袭了后者的传统。“新社会史”在提出“自下而上论”的同时, 强调普通人群体的文化价值及心态对群体本身及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新社会史学家看来, 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和非政治行为, 有能力在他们自认为最重要的领域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广泛搜集来自下层民众的口述凭证是口述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可以通过简要的事例加以说明。早在上个世纪中叶,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恩格斯就采用访谈的形式, 直接向工人群众搜集有关史实。他不仅亲眼目睹了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的生活状况, 而且还获得了第一手的、详尽的历史资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历史著作中, 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寻觅到口述研究的种种痕迹。现代的典型事例则要数历史学家S· 特克尔的新著《劳作》一书, 该书长达600 余页, 共有130 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美国人分别叙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由此可见, 掌握在千千万万民众手中的丰富史料有待于口述史学家的进一步“发掘”。毋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