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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一：推源溯流 提出：章学诚《文史通义》“论诗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进而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 典型的例子：锺嵘《诗品》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渊源论、文本论、比较论 例如：评曹植 其源出于《国风》。——渊源论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文本论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生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比较论 通过文本的历时性传承，将作者与作品放在历史的演进中加以比较，这实际上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y）是相通的。 通过“推源溯流”的批评方法，由于将时间性、历时性加入到文学批评的实际操作中，为读者的解释与作者的文本间的沟通提供了可能性。 读者的解释 推源溯流 作者的文本 读者 作者 读者的生活环境 作者的生活环境 解决方法二：以意逆志 《孟子 万章》：“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说文解字》：“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其意也。”“逆，迎也。” 1、赵歧：“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孟子注疏》） 朱熹：“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孟子集注》） 以读者之意逆古人之志 2、吴淇：“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六朝选诗定论缘起》） 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 之所以发生以上两种意义阐释的不同，原因或许在于我们对于文本阅读态度的不同。 以理解为目的 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 以阐释为目的 以读者之意迎古人之志 实际上，“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仍然是以读者理解古人之意为前提的。纯粹的“古人之意”如何可知，我们可以通过与西方诠释学的简单比对来进一步理解。 从西方诠释学发展的历史上来看，起源于对于《圣经》的解释，十九世纪开始范围扩展至关于普遍的文本理解与解释，这一时期形成的以狄尔泰为代表的诠释学理论一般被称为传统阐释学，此后随着伽达默尔等人的建构而形成本体论阐释学。 关于《圣经》的解释有其特定的阐述对象，故与“以意逆志”并不具有比较的前提。 伽达默尔等人的建构从其“意图”上来看“并不在于某种古老的阐释学所从事的那种关于理解的‘技法’，也不想炮制某种关于技法规范的体系……也不是为了把我的发现付诸实践。”（《真理与方法》）从内容上来看，他更为侧重于语言学的探讨，故与“以意逆志”的方法也并无比较的必要。 侧重于对于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诠释学理论与“以意逆志”的比较。 霍伊：“对狄尔泰来说，文本是其作者思想与意图的‘表现’，解释者必须置身于作者的视域之内，这样就能复制作者的创造活动。无论时间差距有多大，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心理结构或普遍意识，便是联系作者与读者的基本纽带，这是直觉能力的基础，从而能与他人心心相通”（The Critical Circle） 以意逆志 人心人性之相通，从而落实到 传统 人性论之中。 读者的解释 推源溯流 作者的文本 读者 以意逆志 作者 读者的生活环境 历史、时间的传承 作者的生活环境 结论 以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三种批评方法的重构从“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谈起，认为在“知人论世”的框架中，读者与作者由于分属于不同的认知图示中而呈现出彼此割裂的态势。我们试图从古代文论批评方法本身来寻求解决的途径，由此进而分析“推源溯流”与“以意逆志”的方法。认为“推源溯流”的方法将时间性、历史性的因素加入到批评框架之中，从而实现了“读者的理解”与“作者文本”之间的沟通；“以意逆志”的方法由于认识到作者与读者在人性，特别是在人的理解与诠释上的共通性而实现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沟通。由此，“知人论世”图示中读者与作者的分裂态势由于有了“推源溯流”与“以意逆志”方法的介入而呈现出相互融通的可能性。 由于我们讨论的目的仅在于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方法的重构而并非进一步的阐释，因此，在重构的图示中我们并没有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阐释为相互交流，而是遵循古代文论批评的原意，站在读者理解文本的角度来进行，所以图示中的箭头都是单向推出而并非双向互动的。 荀子的文艺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