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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农村土地抵押的实践困境与法制完善 　　一直以来，由于缺少抵押物，我国“农民土地投资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力或存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很低，从信用社、农业银行贷款的有12. 9 %，从其他银行贷款的有0.9%”。有学者作过估算，我国尚有将近30万亿元价值的村镇住宅和100万亿元价值的土地资产因处于资产评估体系之外而沉寂在农村土地上”。如能通过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将上述潜在的农村土地资产盘活，就将大大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土地抵押正是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实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有效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而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而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都提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这些政策性文件为农村集体土地抵押融资予以了肯定，那么，实践中应如何克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封闭性而实现农村土地抵押，法律制度层而应提供何种支持，如何进行引导和规制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村土地抵押的法律分析 　　(一)农村土地抵押的客体是土地使用权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这种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土地权利制度设计，亦不能超出建立在当下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的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基本利益格局，更不能脱离农民在土地权利问题上的文化观念和习惯心理。现行立法要做的不是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形态，而应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考虑如何改革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以激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权能和拓展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途径。法国的农地用益权可以通过转让、出租和抵押等方式实现。日本陆续出台了《日本农地法》，《日本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日本新农业基本法》等有关农地改革与调整的法律，以鼓励包括“抵押”在内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俄罗斯于2002年通过《俄罗斯农用土地流通法》，允许农用土地买卖和抵押四。越南特别重视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建构，其1993年《土地法》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同时赋予农民五项土地使用权，包括转让权、交易权、出租权、继承权和抵押权。2005年《越南民法典》第五编对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涉及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抵押、转让、继承等内容，该法典确认了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并在土地全民所有的宪法原则下，为适应土地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发展而设计了包括抵押在内的一整套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上述国家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以抵押等方式流转的法律规定，表明了各国在而临农地财产权受限、人地矛盾突出的困境下，在盘活农地资源、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方而的努力，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努力适应了现代农业国际竞争背景下农地规模经营和农业融资的需求。 　　我国现行立法明确了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结构，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抵押。但是，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对城乡土地使用权是存在差别对待的，同样的权利(土地使用权)并未给予同等的保护。我国《宪法》第10条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的转换仅因一种情形而发生，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依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除通过征收征用的形式流转给国家外，不得转让;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根据民法学原理，抵押物必须是可以转让的财产。因此，我国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遵循一个根本前提，即在我国，能够激发土地财产权权能的权利类型是土地使用权，而非土地所有权。换言之，我国“土地抵押”在法律形式上仅可能是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而非土地所有权抵押。新时期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必须遵循《宪法》中土地由国家和集体分有的规定，在坚持城乡土地使用权复式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的长期、有效的法律规则。这是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其中包含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法律制度设计。 　　(二)不同类型的土地使用权具有不同的抵押能力 　　在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不受限制，而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具有身份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以及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和个人)。我国土地使用权的类型不同，相应的抵押能力也不同。根据现行法律，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不享有用益物权的某些权能(其中包括抵押权)。 　　在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不动产用益物权的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