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汉族女装的嬗变与社会变迁.docVIP

浅谈民国汉族女装的嬗变与社会变迁 　　民国时期汉族女装的变革导致了该时期汉族女装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向，第一元是恪守正统汉民族文化传统，主张穿着具有汉民族本土性特征的传统服饰。第二元是经历西式教育的自由之士、新型知识分子和革命派，主张彻底废弃传统，穿着合体的西式服饰表达自己变革意志。第三元是中间派人士，既主张保留部分传统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形成民国时期我国具有民族符号性质的主流服饰形态: “倒大袖”与旗袍。 　　一、民国汉族女装“存续承扬”与传统汉族文化的回归 　　辛亥革命后，即民国初期，汉族女性着装受社会主流恢复华夏汉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积极提倡与推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时爱国主义富民强国的政治主张相联系，从而使当时的服制改革上升为国家政治层面的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1912 年( 民国元年) 《服制》颁布了两种女性服装的法定类型: “上衣下裙，上身用直领、对襟，左右及后下端开衩、常与膝齐的上衣，周身得加以锦绣。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裥，上缘两端用带。”可见，当时女性服饰主流仍然延续“上衣下裳”的传统搭配形式。同样，民国初期出版的《墨润堂改良本》画谱中的女性袄、袍、裙的结构图验证了当时女性服饰仍然是延续传统的形制。关于民国时期汉族女装延续传统旧制的记载屡见不鲜，民间各地方志也多有记载，如《潍县志稿》( 1941 年) 记载: “妇女多服旧式衣裳。”《磁县县志》( 1941 年) 记载: “昔时男女制衣多用粗布，靛染蓝色。女子皆穿短衣，一裤一衫，冬则袄外尚套一单褂。富者探亲戚时，下更加扎裙子。虽扎短衣，务求宽大肥裕。男女贫者，只著短衣，富者除短衣外，夏有大衫，冬又有大袍、马褂。昔亦全为蓝色，近则夏多白色，冬多青色。”可见，这些地方志从服装式样、服饰面料、色彩等全方面阐释了当时女性服装的传统造型在民间仍为主流形式。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珍藏有来自民国时期全国汉族主流地区城乡的女性服饰及服饰品600多件。其中，上衣有袄193 件，褂29 件，衫148 件，旗袍97 件，下裳有马面裙112 条，凤尾裙25 条，作裙27 条。袄、褂、衫等上衣均为展开平面造型，多为大襟右衽，基本形制与传统形式无异，各类裙装整体都呈现“围式”平面造型，展开为长方形或梯形，这些都与中国传统服饰的平面造型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由于汉族地域文化具有较大差异，加之穿着服用功能性的需要，传统女性服装在袖宽、衣长和围度上开始趋向合体。如图1 是民国《永安月刊》1939 第8 期刊发的《海上妇女服饰沿革》一文的插图，上面第一排即“上衣下裳”形制。诸多例证都说明传统女装形制是民国时期我国城乡女性的主要服饰形式。民国初期汉族女装延续旧制现象说明我国儒家“礼教”思想对传统服装文化的影响是深远和全面的，它造就了我国社会平面意识形态，服饰风格追求线条婉约、柔和，崇尚舒适、自然、和谐之美，注重细节与装饰技艺的运用，重视内在感觉与统一的二维平面内的视觉冲突。因此从形式上看，“上衣下裳”的延续与发展是对传统服饰文化的继承，诠释了我国汉族含蓄、和谐的审美情趣。 　　二、民国汉族女装“弃旧纳新”与“改革易俗”社会风尚 　　民国时期欧美等西方服饰文化潮流浸染了我国社会各阶层，民众通过这些时尚服饰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服饰审美风尚的理想标准，同时也逐渐发展为身份认同的视觉符号。民国时期，整个社会思潮呈现纳新、求变、革旧谋发展的开放动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根本原因。在华传教士充当了海派服饰文化的传播者，感染并改变着国人的穿衣习惯与日常风俗，新颖独特的西方服饰与风俗习惯与民国延续的旧衣冠旧风俗形成鲜明对比，国民试图改变旧式的服饰面貌而崇尚代表着现代、简约、适体的西洋服饰观念。随着社会进步，海外留学知识分子作为民国的新派人物，西风东渐的产物，他们习得新鲜的思想与海派知识，促成民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从自身剪辫易服、着西装，表达了毅然革旧俗、立新装的政治立场，将西方以人为本的着衣理念与风俗习惯同时引入中国，成为新时代国民竞相效仿的着衣典范，在灌输文明之风的群体的带动下中国形成了一次传统服装改革的浪潮，这是一种外在的推动力。当时服饰现象呈现“西风( 俗) 东渐”和“改革易俗”的状况，“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交杂至不可言状”。“趋新求变”的风气逐渐主导了社会风尚，也加速了废弃传统服饰陋俗的进程。近代著名作家立德夫人在华生活几十载，目睹了近代中国女性服饰的重大变革，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著作中记录了1900 年前后苏州地区女性服饰的变化，女子服装已注重曲线的表达，日常穿着早已经“比中国西部妇女的服装要紧，接近英国的紧身服。袖子仅及肘部上方紧贴手臂，而不是像常见的中国服装那样，在手腕处垂下半码长。无疑，杭州和苏州女士的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