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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的制度期望冲突点评 　　任何政治变革有其目标设定和实现方式，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参与力量对政治前景都有不同的设想和期望。政治期望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是政治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内在机制，是宏观政治现象背后的微观因素”。变革时期的政治期望既包括对达成变革目标的期待，又是参与政治活动的动力，它影响着变革方向和策略的选择，对变革的成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变革的参与者在变革实施之前和实施过程中都有对未来的理想性期望，即政治参与者希望通过变革达致一个较之现状更优越的政治体系。同时，政治参与活动本身也是争夺权力的过程。清末立宪是一次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改革，它不仅仅是权力和利益的局部调整，更是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度的巨大转变。新旧制度之间的转换，意味着政治系统的全面和深刻的变革。因此政治参与者都有实现宪政制度的制度预期和实现该制度的路径选择，即政治参与者通过博弈、妥协等互动，以某种方式达成对宪政制度的建构。就清末的立宪变革来说，立宪派有着强烈的理想期望，清政府带有强烈的权力期望，两种政治期望发生方向性偏差后，就极容易造成制度建构过程中的冲突。变革力量因此严重分化甚至对抗，影响着变革的进程和结局。 　　一、立宪派对变革有极强的理想期望 　　变革期望基于一定的政治认知而产生，在带有理性判断的同时也掺杂着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清末新政时期，立宪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它反映着变革发生的历史要求，也负载着立宪变革参与群体的心理预期。它和立宪派这一政治群体紧密结合，是影响该群体政治力量的重要观念因素。立宪期望不断给人们提供改革目标，同时激发人们的变革信心，推动政治行动的发生。 　　1901年，清政府开始新政以后，民间要求立宪的呼声逐渐高涨。以士绅为主的群体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清末立宪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立宪派参与政治的热情比较高，变革期望强烈。首先，清末立宪派主要以士绅、留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传统上，士人阶层就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有着“积极的政治参与心理趋向”。同时，他们作为知识精英，有着对危机体察的敏感性，清末严重的国内外危机使知识群体有挽救危亡的焦虑感，他们有变革的激情，对政治生活的未来充满美好期望。 　　其二，立宪派成为宪政以及君主立宪制度的拥趸。清末变革是传统统治方式失效、国内外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群体向西方探求救亡之道的尝试。知识分子有着对时局判断的敏感性，他们也有能力接触和接受西方的政治知识，感受到宪政的重大作用。因此，他们能开风气之先，引入并介绍立宪知识，讨论立宪对国家的意义。其三，变革契机的形成。立宪派凭借报刊等舆论工具鼓吹宪政，表达对变革的一种方向性期望。梁启超及归国留学生等知识分子对立宪理念的宣扬，描绘了实施宪政后的种种景象，增加了人们对立宪的想象空间。尤其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的结局，更是被认为是宪政制度对专制制度的胜利，作为宪政可以强国的现实例子，立宪思想确实鼓舞了清王朝的官方和民间。“立宪主义被证明是一个国家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团结一致的基础”。自此，在社会中形成强烈的变革氛围。其四，寻求群体政治前途的关切。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传统的政治参与途径遇阻，知识分子群体处于无可归依的状态，对皇权的忠诚和认同发生动摇。国势颓废不振、自身上升渠道堵塞，这双重焦虑使立宪派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急切的寻求一个突破口，寻求解决自身和国家前途的方案。同时，“知识分子由于观念执著而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有一种道德激情，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具有一种超越感，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社会理想，……以这种他所认定的理想境界为尺度，来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因此，对立宪的期望，在清末成为立宪派对美好愿景的一种追求，成为改变自身命运和国家前途的目标。立宪派认为只要确立宪政，政治难题都会解决，国家也会摆脱受列强欺凌的状态，走向富强。而宪政与政治体系的适应性问题，却在呼吁变革的激情下被忽视。立宪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也决定了立宪运动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和理想性特征。一旦立宪派将宪政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会迫切地通过各种形式去实现这一目标。 　　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之前，立宪派的立宪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通过报纸等媒体呼吁变革，凝聚了知识群体的共识，为立宪变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其二，游说策动地方督抚和中央官员，使之支持立宪变革。到1905年8月，全国八位总督中的五位都奏请立宪，说明立宪派的游说活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清政府变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权力期望 　　清末政局在1900年发生了关键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