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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主体的美学思考：佯谬或洞见 　　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相对环境美学而言更为成熟。类似于《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泰勒，1986)那种娴熟地运用分析哲学写成的杰作，在环境美学中并不多见。但是，罗尔斯顿、哈格洛夫、伯林特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学以及环境美学作为他山之石，在某些问题上对环境伦理研究同样有所启示。 　　罗尔斯顿对于生态共同体伦理的求证，部分诉诸利奥波德所提出的环境伦理原则;后者在《沙乡年鉴》中指出，对于大地伦理问题的考量，“不仅要顾及经济上的便利，还应合于伦理和美学之理。当一样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恰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根据这一环境伦理学原则，罗尔斯顿提出:我们可望借助环境价值论，而“建构一种更为根本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美学。不难发现，不论利奥波德或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思想，都融合了伦理学和美学因素。哈格洛夫在《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中，对“美学态度和科学态度”亦有专章论述。这种看似与环境伦理学无关的“逸出”，恰恰合于这一学科的传统思路。 　　环境美学家伯林特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美学与环境伦理的关联。如果说罗尔斯顿从环境伦理学角度提出了重构美学的思路，伯林特则从美学角度提出了为环境伦理学奠基的可能，“美学并不是逃逸于道德领域的乌有之地，而终将成为其向导与证成。”受如上观点的启发，本文试图就聚讼不休的“环境伦理主体”问题，展开一种缘自美学的沉思与追问。 　　一、去蔽:走出进化主义 　　所谓进化主义，是指在现代学科制度下，环境伦理学的历史通常被看作一种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一观念又因R.F.纳什(1996)在《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中所作的阐释而广为人知。但是，进化主义未必是理解环境伦理主体的最佳视角。纳什在该书中描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进化图表:一是“伦理观念的进化”，一是“不断扩展的权利概念”。就前一个问题看，人们在人际伦理层面逐渐摆脱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枷锁”，在种际伦理层面开始解构和质疑“物种歧视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就后一问题看，“权利主体”观念的变革是贯穿伦理观念进化历程的一条基本线索。概括地讲，权利主体经历了从一般人群向少数群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奴隶、女性、印第安人、劳动者、黑人等，先后获得了应有的权利地位。根据这一事实，一些思想家和行动者提出，大自然也应当“从人类的统治下获得解放”。这意味着，人类的伦理关怀对象从社会拓展到了动物、植物、生命、生态圈乃至星球和宇宙，从而开启了在思想史进程中具有“革命性”的环境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的进步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但是，从美学角度讲，环境伦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其说是单向度的线性进化，毋宁说是不断回到事物本身的“去蔽”过程。 　　首先，从重在考量社会关系的人际伦理，到旨在协调天人关系的种际伦理，这种环境伦理进程引发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因而不应狭隘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单向度的线性发展。罗尔斯顿对派生型环境伦理与原发型环境伦理作了严格区分，这一区分对于理解此处的问题或许有所裨益。根本地讲，派生型的环境伦理之所以关注环境，目的在于“保护自然物所承载的人的利益”;原发型的环境伦理之所以关注环境，目的在于考察环境的道德重要性，以及人对于环境所负担的义务。换言之，前者本质上是传统人际伦理的直接沿袭，后者却逾出了人际伦理的价值藩篱。 　　其次，不论人际伦理或者种际伦理的发展，都是一种祛除偏见、回归本然的伦理进程。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所击碎的，是人们面对同类时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等思想枷锁;后者所驱散的，是人类面对自然时的“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等观念迷障。随着社会平等观念的普及，人际伦理中的歧视或偏见很难得到有效的道德辩护。相反，东西方思想史上虽不乏非人类中心论思想，如古希腊罗马的动物法、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庄周的齐物论，等等;但是，受人类沙文主义传统的阻拒，物种平等观念更像是环境伦理学家的一种书斋话语，而未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之一。 　　复次，从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流变看，环境伦理学不只是一种弃旧图新的当代智慧，亦是对于古希腊罗马思想的某种回归。 　　无可否认，不论在希腊文明或希伯来文化中，都蕴涵着物种歧视主义、人类沙文主义的历史根源。就前者看，亚里士多德为人类在物种间的霸权地位提供了一种目的论证明，此即是说，“植物的存在就是为了动物的降生，其他一些动物又是为了人类而生存”;就后者言，正如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所揭橥的那样，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同样为人类中心论提供了一种目的论支撑，也就是说，“除却为人类服务之外，一切受造物别无任何目的。”在这两种传统的合力驱动下，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