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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汉传因明研究方法之思考 　　近代因明研究复苏以来，涌现出许多研究因明的专家和学者，一些院校开设了因明课程，招收了因明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有很多论著出版或发表，为因明的研究与弘扬做出了卓越贡献。回顾百年来的因明研究，虽然学界从不同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文献分析等不同方法对因明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仅就研究方法而言，仍有进一步提升与发展的空间。 　　一、比较的研究方法 　　在因明研究中，比较的方法是最为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一)因明与墨辩、西方逻辑的整体比较根据现有资料显示，近代以来的因明研究，首位采用比较方法的是梁启超。1902 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一节为“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其中他提出：“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学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为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腊之三句法。而希腊??至亚里士多德，而论理学蔚为一科矣??中国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播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后亦无继者。”在这节中，他还想把先秦学派与印度学派进行比较，只是梁启超认为要想比较就必须对印度学术思想的变迁进行论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部分暂付阙如。后来，梁启超在《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中对中国逻辑、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三种逻辑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谢无量在《佛学大纲》中有一编专门论述佛教论理学。在该篇中，他对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学做了比较。“因明学之兴，固远在论理学之先，其推理之式，有相通者??”“已上于同异二品立九句，如论理学所立之范畴。”他认为二者之间是相通的，甚至认为二者是属种关系，将因明称之为“佛教论理学”。虞愚在《因明学》第五章“因明与演绎逻辑”中对因明和演绎逻辑的异同做了简要的区分。同时该书在附录中收入了《墨家论理学的新体系》，对墨辩和因明进行了比较研究。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对因明和西方逻辑做了比较研究，阐明了二者之异同。他在《佛教逻辑研究》中也主要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古因明和新因明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吴志雄认为三大逻辑学说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推理及证明的理论，主要推理形式都具有演绎的基本性质。三种学说对论式的要求也有某些共同之处，他同时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亚氏的证明只采用演绎推理的推论式，是科学证明;因明及墨辩用以证明的推论式除具有演绎的基本性质之外，还兼有归纳或类比的性质，是辩论的证明。亚氏形式化程度最高，墨辩最弱;对于无效证明的研究，因明家特别重视，亚氏次之，墨家更次之。谷振诣也在分析三大逻辑的共同性基础上，分析了各自所具有的不同逻辑特征：因明学以论证为重心，中国古代逻辑在类型上接近于印度的因明学，以“立辞”为重心，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以三段论(演绎)为重心的推论逻辑。因明是与宗教哲学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辩论的特点是与现实的伦理政治联系紧密;古希腊的辩论与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几何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东方的辩论与宗教哲学、伦理政治联系紧密，而很少受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影响。这是东方逻辑异于西方逻辑的一个根本原因。陈克守对归纳在三大逻辑中的表现形式、所处的地位做了考察，并评价了其研究归纳的意义。吴志雄认为三大逻辑学说都把矛盾律作为最重要的思维规律，作为逻辑的起点。但三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对逻辑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同，形式化程度不同，对谬误重视及研究的程度不同，历史命运及对后世影响不同。姚南强指出因明与墨辩都产生于论辩，都属于古典的类推演，都已具备逻辑基本规律，属于古代的内涵逻辑，在推理形式上都已具有类比、演绎和归纳三种最基本的形式，与墨辩以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为哲学前提不同，因明拘于对教义的论证。 　　(二)因明论式的比较 　　因明论式的比较主要是陈那三支论式与西方逻辑三段论的比较，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二者等同的比较，主要是异中求同，二是有区别的比较，主要是同中求异。 　　1. 异中求同。 　　谢无量在《佛学大纲》中单独列出一章对因明学和论理学做了比较。他说：“因明论之三支法，与论理学之三段法，甚若相类。”1906 年，胡茂如翻译了日本大西祝的《论理学》，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形式论理，第二编为因明，第三编为归纳法，其中第二编就对三支作法与三段论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因明中的三支作法对“中词”的处置方式具有非常明显的特色，喻支是在形式上保证前提真实的有效措施;三支作法运用曲全公理(三段论公理--引者注)的范围仅限于三段论的第一格全称式。从这个角度讲，三支作法是亚氏三段论的一个子系统。郑伟宏认为，三支作法只能划归为三段论第一格的第一式即AAA 式，并且它是纯演绎的，在论式上不具有归纳的性质，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证明的推理，并且从遮诠不是否定命题、三支作法不设特称命题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但从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