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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8世纪德国学者穆尔的中国 　　德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是欧洲“汉学”\i;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柏林学者安德里亚斯·缪勒(Andrews Miiller)、克里斯蒂安·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自学中文，渴望破解汉字奥秘。博学的莱布尼茨是最具名望的中国爱好者之一，不过他本人并未真正投入学术性质的中国研究，更多时候表现的是一位智者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远见卓识。②进入18世纪，供职俄罗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德国学者戈特利布·西格弗里德·巴耶尔(Gottlieh Sie}fried Bayer)于1730年出版中国语言研究专德文版《好述传》及其附录研究。 　　如果说当时欧洲的中国研究领域，巴耶尔与法国学者艾蒂安·傅尔蒙(血inne Four-mont)之间是一种对话讨论的关系，那么穆尔基本仰视傅尔蒙为中文导师，在自学过程中，主要利用的也是这位法国学者的著作。19世纪被提出的‘业余汉学家”概念②，套用到穆尔这里并无不可，因为他所掌握的信息源、语言能力都只能列入业余水准。 　　1766年，穆尔在读到英文版的中国明代才子佳人小说崛述传》③之后，将其转译成德语在莱比锡出版，这也成为穆尔在中国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德国著名学者歌德、席勒都曾经阅读穆尔的译本，藉此展开他们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遐想。 穆尔为何会起意将英文版《好述传》翻译成德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视线移到法国巴黎。傅尔蒙曾经在《中国官话》④中介绍一系列中文“小说”⑤穆尔在《好述传》序言中以拼音形式摘抄了这部分中穆尔对《本草纲目》的宣介将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小说转译为德语的难度，远远低于学习中国语言。穆尔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还不足以激起他投入汉语语言学习，这一点不免让人想起当年的莱布尼茨。莱布尼茨长久保持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好感，但始终不曾涉足系统的语言学习。除了翻译《好述传》，穆尔还曾花费很大心力研究一部他称之“中国的自然史著作”的书籍。这就是1775年，穆尔在阿尔特多夫大学的特鲁博物馆①发现的《三乐斋重订本草纲目》(以下简称《本草》)。“这套书是典型的中国书籍，一共六卷，每卷六册，蓝色封面装帧，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书做成小卷本，或做成小册子”。② 　　根据穆尔的记述，书籍的封面上有五个满文字母和俄文字母，其中俄文显示1742年此书购自北京③。借助书中一份俄文导读，穆尔得以获知这套《本草》六卷本的基本内容:第一卷:前言，导读，规则，插图，分类，效力和作用;第二卷:雨水，地下水，火，土，金，银，以及其他金属，玉石或者透明的宝石，普通石头，山上的草，芳香的草……。 　　撰写这份俄文导读的人是谁?穆尔分析认为是伊拉里翁·罗索欣(IlarionRossochin)撰写。罗索欣1729年来到北京，在国子监学习汉语和满语，1741年从北京返回圣彼得堡。⑤穆尔认为很可能是罗索欣在北京购买了这套书籍。 　　穆尔在进行中国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对中国语言文化由衷的欣赏与认可，但他的这一做法并不符合18世纪中后期欧洲学者的主流倾向。‘狂何研究关于中国之理念演变的人，都会很快震惊于西方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期间，对中国文化几乎所有面向之论断的激烈反转。”④在此一阶段，曾经被视为学习对象的中国转而成为反面典例。 有学者认为“在1900年左右，因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义和团起义等因素，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欧洲所形成的正面中国形象在德国遭到严重破坏”。⑤笔者以为“正面中国形象”的反转在18世纪己经发生“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义和团起义等因素”应该说是加剧反转的催化剂，而非决定性因素。18世纪以来欧洲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发生的变革才是个中主因。 古老中国的语言、合理有序的君主统治、儒家典籍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为欧洲知识阶层所了解，令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科学工作者着迷，希望通过赞美中国，表达自己推动理性制度的意图。但是，随着来华游者、商人、外交人员不断增加，获取中国印象的信息源得到拓展，18世纪以后，一个更复杂、更值得批评的中国形象逐渐呈现在欧洲人面前。耶稣会士的中国报告涉嫌造假、中国传统重农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质疑。亚当.斯密相信中国的发展长期停滞，“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在欧洲大陆民族主义、自我意识增强的背景下，后启蒙时代的哲学史家，尤其是德国的历史主义哲学以及语言学家们，相信德意志文化独一无二;而古老中国受制于亚洲模式，只会生产，不思创造。例如，康德认为只有当时的欧洲才能实现理J险的自由。此后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费希特、小施莱格尔步其后尘，建构强调德意志民族进步性的理论体系，对中华帝国的僵化特质加以批驳，例如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