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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之现势及走向 　　统计自1986年以来的历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年会上正式发表的755篇论文，其研究对象位于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和开埠城市中者占绝大多数，且强半与华东地区有关4 O 1篇，53.1%，而西北、西南两大区相加小过仅45篇。受研究关注较多的城市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人口稠密且交通便利，其中沿海、沿江、沿铁道干线城市为最多。可见，中国近代建筑史这一学科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至今，就其研究现状而言，形成了以若干区域为主的核心部分，和分散在除此以外的广大边疆、内陆和边缘地带的其他部分。 　　小可否认，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核心”部分也存在很多的疏漏，如建筑师和营造商的生平行迹、近代建筑的结构形式、施工技术和建筑设备等，均有待进一步研究。但相对而言，广大边疆和边缘地区或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或因思维观念的缘故，相当部分尚在研究者视野之外，在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上待扩展。本文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几个概念的定义，如“边疆”“边缘”和“边界”，举例阐发对其研究的意义，审视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化流向，分析二者问的关系及其对拓展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启发意义。，延边白治州挥春市农村一户 朝鲜族民居的厨房和大炕2延边自治州琢春市农村某朝鲜旅民居室内 虽然室内引入了现代化的家用器具但人们 仍围晓大炕席居生活3近年来朝鲜族民居室内空一司，但大始终是室内空间的统领元麦边疆与边疆建筑。 　　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一直绞缠在近代国际格局与国家建构的复杂叙事中。清土朝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小平等条约，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国家主权和相应的边疆观念，即边疆是主权国家领土中的一个边缘性的部分『31。受这种“领土边疆观”的影响，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科建立伊始时，也将全国的地域划分为“沿江’，’’沿海’，’’沿边”和“内陆”4类，后来又加入“沿铁道干线”共5类区域。长期以来，边疆建筑实际上是指与邻国相接的“沿边”地区的建筑。 　　然而，“边疆”并非仅指远离中心之地，还表现在边疆与核心文化区的文化景观差异，如人们对边疆文化的认同和边疆社会的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正因为如此，虽然甘肃、青海、贵州等地没有一寸边境线，却常被视为“边疆”地区。历史上，清代也曾将今天的湖南、云南与贵州交界的地区称为“苗疆”可见，边疆除了地域含义，更多指向人与文化，所谓“边疆”夕，既是指民族的边疆，也是指文化的边疆，并小限于“沿边”，地区。 在近代以来的学术史图景中，边疆虽然是近代冲突与动荡中心，却又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未能构成核心话。同样，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有关边疆建筑的成果小但数量很少，且各自独立，小成系统，形成了目前所见的两种局面。1)如前所述，一直以来近代建筑的研究对“边疆”的定义较为狭隘，无法涵盖边疆在小同时期所具有的多重涵义，进而限制了边疆建筑研究的内容与研究视角。2)有关近代边疆建筑的研究一般都就事论事，缺乏在更宽阔的视野卜进行长时段和总体性的比较研究。 　　实际上，如果在文化维度上拓展“边疆”的定义，并突破地域阻隔，利用边疆的文化维度进行小同区域、特征各异的建筑个案问的比较研究，藉此考察边疆社会与汉文化和中央政权问的互动，以及近代以来我国边疆政策的变迁在边疆地区物质空问上的反映，则会使边疆问题包括建筑研究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同时，长时段卜的比较研究是缕析政策变迁及其影响的重要方法，并需要区分当地文化中基本维持小变的方面和随政策变化而变动的方面，分析对文化和身份认同关系最大的因素。例如，1881年朝鲜大旱，大批勺民越垦谋生进入吉林，清政府强迫他们“雍发易服”以获得居住。延边朝鲜族的一些民族特征虽然发生了改变，且其民居相比朝鲜半岛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民居的室内始终保持着以朝鲜族式大炕(温突)为中心的格局。自1881年至今，虽然延边地区政权更替频繁，在一度非常严厉的民族政策卜，朝鲜族的发型和服装以至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但大炕作为维持民族特征的重要元素，却一直保留卜来。它小但是朝鲜族家庭进行吃饭、休憩、教养儿童等日常活动的场所，也符合当地的严寒气候和朝鲜族席坐的生活习惯，成为朝鲜族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族群认同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话语中“阶级”一度代替了“民族”夕，朝鲜族的地位也上升为少数民族模范，但大炕仍始终起着统领室内空问、规范日常生活的作用。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朝鲜族的家庭普及了现代化电器，朝鲜民居的室内布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围绕大炕的生活方式仍旧小2005年以后的“新农村建设”时期，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住宅标准图均有意突出了大炕在室内的中心地位。 　　边疆建筑在小同时期的发展与当时的边疆政策和民族政策互为表里，以此视角考察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