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司马光的史学思想.docVIP

简析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1019 年11 月17 日-1086 年)，字君实，号迂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生平著作甚多，主要的史学巨著有《资治通鉴》、《温国司马文正集》、《稽古录》等，他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史学思想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要研究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应该先从他治史的目的着手。在《进资治通鉴表》里，司马光叙述了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足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哀，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同时，他还把历代君主分为创业之君、守成之主、陵夷昏君、中兴明主、乱亡国君五类。从上面所叙述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司马光编写史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君主提供“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借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通过对司马光治史的目的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进行总结，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以史学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思想 　　司马光通过直书实录，对封建统治中的各种暴行进行揭露和谴责，同时，还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主要标准，要求君主应该长备戒惧之心，以更好的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南朝有很多的荒淫残暴的昏君，但是很多史书都多加讳饰，而司马光则把这些昏君暴主揭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他还对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明君，也是毫不留情的揭露其暴虐的一面。在《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里，记载了唐太宗(当时还是秦王)“屠夏县”，唐将罗士信屠洛阳外围的千金堡;同时，又在这一卷中大书：“窦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其对比是何其的鲜明，他希望通过揭露这些君主的残暴行为，使统治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杜绝这些残暴的行为，以巩固其统治。 　　他曾在《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采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以古鉴今，是我国优秀的历史传统，各朝各代都会把前代的兴衰成败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借鉴。司马光曾说：“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在借鉴的内容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他把“生民休戚”和“国家盛衰”作为借鉴古史，“考当今得失”的标准。他告诫统治者要“以古为鉴”，接受教训，重视民生，免得遭受覆亡。 　　2.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的非“正统”思想。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受到封建“正闰之说”的约束，而且还“据功业之实而言之”，体现出其追求事实的创新精神，也反映了他敢于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的非“正统”思想。司马光的非“正统”思想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纪年的问题上摒除了正统论。司马光在回复郭纯的信中说：“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学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以皇帝的年号来纪年，并不是说以哪个为正统，而是为了从实际出发，“借年纪事”，从而使得历史的走向更加清晰。二是不以“君权神授”来确定君主继承权。他曾说“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世人之怪，所希见由，明者视天下，无可怪之事”。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对“君权神授”观点的驳斥。三是在春秋笔法方面不拘泥于正统教条。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采用了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对于那些表达清晰明了，而又符合历史事实的记录方法坚决使用，但是对于那些用正统王朝的标准来分辨是非的记事方法则加以抛弃。四是在谈论民族关系时对以民族偏见为主要内容的正统论进行坚决反对。司马光在叙述各种民族关系的问题上，能够比较公正客观地叙述少数民族政权或人物的功过，提倡各民族之间应讲信用、正确对待民族战争、反对搞大民族主义，批评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 　　3.不信佛道，反对灾异迷信的思想 　　司马光用儒学反来对佛道的思想，他还指出了道家“服饵修炼”之术已经严重的偏离了老庄“同死生，轻去就”的主张，并指出了道家“服饵修炼”乃至符水、禁咒之术的荒谬。他说：“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提醒统治者应该对自己的治国思想进行谨慎的选择，不应该盲目的崇拜长生之术。司马光的这种建议是与当时的时事紧密联系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