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活动初探.docVIP

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活动初探 　　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最终确定了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以及国王对教会的统治，为了巩固其宗教政策，女王采取了多方面压制天主教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天主教的英格兰教师和学生，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流亡欧洲大陆，构成了英格兰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群体。 　　国内学界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宗教史研究大多集中在国教和清教上，对于当时的天主教状况研究相对较少。但是英国宗教改革并不仅是国教统一，清教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天主教改革和抵抗的历史（Catholic Reform-Catholic Resistance）。因此研究天主教状况，有利于全面了解当时的宗教改革史；探究天主教对于宗教改革的抵抗，有助于解释英国天主教缘何没有绝迹，从而能影响到英国之后的历史发展。 　　一、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流亡及其原因 　　1558年天主教的虔诚信徒玛丽女王去世，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她隐藏自己的宗教倾向，制定了较为中庸、最有利于国家稳定的宗教政策，即1559年的“伊丽莎白决定（Elizabeth Settlement）”。其宗教政策在整体上偏向新教，但在教义上保留了浓重的天主教色彩，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英国国教会。政策制定初期，女王推行其宗教改革的手段较为温和，仅要求臣民参加国教会的礼拜活动和宣誓顺从女王的至尊地位，达到外表上的顺从，而不探究其真正信仰。女王不追究灵魂的宗教政策减少了在英国国内外发生宗教冲突的可能性，也获得了大部分英国臣民的忠诚。但是仍有一部分天主教徒不满其新教政策，试图恢复英国的天主教信仰，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和威胁性的就是英格兰流亡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在伊丽莎白时期流亡到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徒大约有3000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对于天主教知识分子而言，国家教育政策的新教转向影响到了其切身利益：为了断绝天主教的延续，英国政府从1559年就开始净化校园里的天主教徒，对大学进行阶段性的审查，确保所有教师和学生都宣誓信奉国教和《39条信纲》，这种检查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除此之外，1563年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教师，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私人家庭教师，都必须获得经过国教会审查发放的执照。同时，所有大学学生想要取得学位，也必须以宣誓为前提条件。这些带有明显宗教目的的教育政策，限制了很多天主教教师的职业发展，也阻断了不愿宣誓的天主教学生深造的道路。因此，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很多英国的天主教教师、学生因对抗宗教政策而流亡海外，另辟职业发展和求学的途径。其中包括后来天主教的精神领袖威廉姆?艾伦，杜埃版圣经的翻译者、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格里高利?马丁（Gregory Martin），其他还有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弗兰西斯?巴宾顿（Francis Babington）、英国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新学院的管理者和教师尼古拉斯?桑德尔（NicholasSander）等等。除了大学的学者，当时还有很多英国的天主教家庭教师或是文法学校的校长主动或被迫加入流亡者中，他们有些加入欧洲大陆国家的教会成为神职人员，并接受指派回国继续传教，并传播天主教书籍。 　　这些知识分子的流向较为统一，最先离开英国的教师和学生，普遍将低地国家作为其目的地，低地国家的地理优势在于距离英国较近，方便他们回国和了解英国的情况；而且当时低地国家由西班牙所控制，他们因此可以获得天主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庇护。在低地国家，这些知识分子依托于大学，将弗兰德尔的鲁汶大学作为主要的避难所，并在大学里形成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聚集区，鲁汶也因此成为早期英国流亡知识分子的中心。后来随着1568年杜埃英格兰神学院的建立，流亡知识分子的中心又转移到杜埃，杜埃也成为其后的两百年间英国天主教的宗教中心。 　　二、流亡欧陆的英格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 　　流亡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在海外安身之后，延续了他们反对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态度，并且在海外的“天主教温床”中产生了对抗英国国教的具体举措。一方面在海外建立英格兰神学院培养传教士，输送其回国传教，与国教争夺信徒。另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与英国国教会争夺宗教话语，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而这些行为构成了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多重面相，形成了新教改革与天主教抵抗的互动局面，反映了宗教改革的复杂性与持续性。 　　1.建立海外英国神学院 　　建立英格兰神学院，首先是以威廉姆?艾伦和罗伯特?帕森斯为首的流亡知识分子响应罗马号召的结果。威廉姆?艾伦在1567年来到罗马，表达了其在欧洲大陆创办神学院的意愿，并得到了教皇的首肯。于是1568年9月在教皇的财政支持下，在杜埃当地本尼迪克特修士提供的土地和房屋上建起了海外英格兰的第一所神学院，即杜埃神学院（Douai English Seminary）。杜埃神学院作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