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刑法应如何应对环境保护的“焦虑”.docVIP

细谈刑法应如何应对环境保护的“焦虑” 　　工业技术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不断冲击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模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秩序以及生产方式，工业社会由其自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由此带来的无处不在的危险源对环境保护带来了十足的“焦虑”。对工业进程中因牺牲环境所带来的极为惨重的后果，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尤其是发展中的我国，处境更是堪忧。即便随着社会生活的骤变不断完善相关刑事立法，治理效果也并不明显。因此，针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现状，笔者将尝试从风险刑法理念中汲取有益成分去补给刑法应对环境保护的“焦虑”，以期对我国环境保护有所裨益。 　　一、环境保护的“焦虑”: 　　现行刑法应对环境问题的不足 　　“由于全球社会、信息社会与风险社会中发生的显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当前的边界转移也在犯罪、刑事政策和刑法方面表现出迅速的转变。”以此反映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中，便是《刑法修正案( 八) 》第46 条对环境犯罪问题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其一，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直接变更为“污染环境罪”; 其二，在构成要件的内容上，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将“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此次刑法修改的内容“扩大了行为的对象、降低了行为程度、扩大了行为的方式”，按理说，修改后的条文对于环境保护而言是极为有力的，但是根据2013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在203 个地市级行政区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行动，其中水质呈较差级的监测点2095 个，占43. 9%; 水质呈极差级的监测点750 个，占15. 7%。“较差”与“极差”，二者相加接近六成。由此可见，即便修改后的刑法条文也尚未解决环境保护的现实之急，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现行刑法在应对环境问题上仍然显示出乏力与不足，主要在以下几点甚为明显。 　　( 一) 法益保护的困境: 不彻底的环境本位主义的局限 　　在学界中，较多学者极为赞成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的结论，因为这些学者认为修改后的条文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生态法益的独立性，降低了污染环境行为的入罪门槛，使刑法对环境保护犹如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更有学者直言，修改之前的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主要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来设立的，而修改之后，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理念已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环境本位主义。相比较而言，一方面，修改后的刑法条文在入罪条件等方面确实大为降低; 但另一方面，何为“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便成为司法适用难以克服的瓶颈。在条文尚未修改之前，对于“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的认定并无多少疑难，且具有可操作性。为了明确修改后这一高度抽象的立法条文的内涵，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1 条中就明确列举了13 种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类型。分析该条的内容，笔者认为该条司法解释并未完全确立以“环境权”为本位的立法理念，因为《解释》第一条第九项“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第十一项“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第十二项“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以及第十三项”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这些规定依然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的阐释，也就是说，还是存在通过“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来具体判断是否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上述环境本位论的观点必然还会遭到以下质疑。首先，导致归类标准的不统一，容易遗漏其他污染环境的类型。对于此类司法解释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例举式的归纳性的司法解释，也就是说，在这类司法解释中，不可能穷尽污染环境的类型，只是择取性质相同的同类型予以列示规定即可，然而该类司法解释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有可能导致司法机关误以为只是存在这几种情形。其次，虽然在表明上看来较为明确，但实质上仍会导致判定的恣意。虽然上述司法解释关于“判定标准的确定仅仅表明了司法解释的制定者的法益观念，具体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如何对个案进行判定，绝不是对照上述标准直接进行比对就能确定入罪与否的简单行为。”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完全切合上述类型的情形毕竟较少，对此仍需要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作出一定的价值判断来具体确定法益的损害与否，由此便又回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怪圈。 　　( 二) 归责原则的保守: 因果关系的需证明性与难证明性 　　污染环境罪在我国刑法中究竟属于何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