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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氏救助仲裁案件分析救助报酬的分摊 　　笔者所在的中国律师所近期在一起劳氏救助仲裁案件中，代表海难事故中船载货物的国内货主在伦敦出庭参加了仲裁，在两审劳氏仲裁程序中，货物获救价值如何确定成为了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 　　一、劳氏救助仲裁案件的具体情况 　　2012 年6 月，B 轮装载国内某钢铁企业购买的8 万多吨铁矿石以及另一国际矿商( 简称C 货主) 所有的铁矿石，从巴西某港口驶往中国青岛港。船舶在到达浙江附近海域时，船舶主机发生故障，船舶因此失去动力，船东随后宣布共同海损。某救助公司对B 轮实施了救助，将船舶拖带至舟山某港口，此后依据其与船东签订的LOF 2011 救助合同，要求船东和货主支付救助报酬，并在伦敦向劳氏救助仲裁理事会提起劳氏救助仲裁。 　　仲裁过程中，救助人提出货物的获救价值按照货物的发票价格即CIF 价格计算。在仲裁开庭前，C货主的代理律师接受了救助人的要求，同意在此基础上计算其委托人货物的获救价值。然而我方注意到，2012 年6 月至9 月间，铁矿石市场价格发生大幅下跌。B 轮装载的铁矿石的贸易合同签订于2012年6 月，而救助作业在2012 年8 月底终结，此时货物的市场价格相比货物的发票价格贬值超过40%。在这种情况下，货物的获救价值如果能够按照救助结束时的货物的市场价值确定，对我方委托人将会非常的有利。 　　在仲裁中笔者代表委托人拒绝了救助人的要求，提出货物的获救价值应当按照救助作业完成时货物在救助作业终止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我方提出这样的主张在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劳氏仲裁适用英国法律，在仲裁过程中，救助人、船东和C 货主各自均分别委托了英国皇家大律师和英国知名的海事律师所的诉讼律师参加仲裁。劳氏救助仲裁理事会指定的案件独任仲裁员也是英国皇家大律师，尽管仲裁员在仲裁中曾经明确建议我方客户共同委托C 货主的大律师参加开庭，但是笔者的客户为了节省法律费用并没有委托英国的大律师，而是决定由中国的律师所直接出庭参加仲裁。C 货主的诉讼律师和大律师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而他们已经接受了救助人提出的货物获救价值的计算方式。在根据英国法的判例直接否定他们的意见之前，我方对相关的英国法律进行了反复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仲裁开庭过程中，尽管救助人和船东双方的皇家大律师就危险程度的陈述占用了大量的庭审时间，但是货物获救价值如何计算，成为了庭审中最实质的焦点问题，引发了各方真正激烈的辩论。由于C 货主的律师已经认可了救助人计算的货物分摊价值，我方的抗辩不仅无法改变C 货主货物的分摊价值，而且我方的分摊价值如果被显著降低，就将会明显增加C 货主分摊的救助报酬的数额，因此C 货主的大律师在辩论中坚定地选择了支持救助人的观点而与我方进行对抗。船东的大律师则采取了相对比较中立的态度，非正式地认可了我方的观点。仲裁庭的仲裁裁决最终认可了我方的观点，确认货物的获救价值应当按照救助作业完成时货物在救助作业终止地的市场价格计算。然而裁决中错误地认为救助虽然于8 月30 日在舟山完成，但是由于货物在舟山没有市场，从而以船舶到达青岛的时间9 月10 日按照根据PLATTS 指数提供的青岛铁矿石价格计算我方的货物价值。由于铁矿石的价格在当时曾经有过触底反弹，这个错误实际造成了我方需要多承担十几万美元的救助报酬。劳氏救助仲裁采取二审终审的制度，当事人可以对一审的仲裁裁决提出上诉。 　　考虑到上诉仲裁的法律费用，笔者没有建议客户就此提起上诉。然而在上诉期内救助人就仲裁裁决对我方货物获救价值的认定提出了上诉，我方则根据仲裁程序借机针对裁决的错误提出了反上诉。C 货主在上诉中再一次选择支持救助人的上诉，反对我方的反上诉。上诉仲裁再次经过开庭审理，驳回了救助人的上诉请求，支持了笔者的反上诉请求，判令救助人承担上诉仲裁的全部费用。至此，我方在此次劳氏救助仲裁案件中大获全胜。我方客户的货物发票价值原本高出C 货主货物价值近10%，而最终仲裁裁决认定我方客户的货物获救价值只有C 货主货物获救价值的60%，我方客户承担的救助报酬因此也只有C 货主获救价值的60%，我方当事人因此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救助报酬支出。仲裁裁决作出后，笔者随即代表客户对船东在国内海事法院提起了救助报酬的追偿诉讼。事故发生后笔者就通过扣船措施获得了船东提供的担保，在救助仲裁进行过程中笔者通过仲裁程序救助人的证据披露，获取了有关船舶不适航的证据。船东虽然也向笔者的客户提起了共同海损分摊诉讼，但是并未将伦敦仲裁确定的救助报酬总额作为共同海损费用进行重新理算和分摊。最终国内诉讼以和解结案，船东放弃了全部的共同海损分摊请求，并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救助报酬赔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C 货主的律师在事故后没有针对船东采取任何措施，C 货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