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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知情权保障的障碍及改进 　　一、知情权的概念界定 　　皮纯协教授认为知情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知情权指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的，向相对方获取各类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包括民主权利、政治权利、人身权、财产权等与具体权利密切相关的基本权利。狭义的知情权仅指行政相对人向国家机关获取信息、情报的权利，这里行政相对人包括该国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在该国长期从事生产和消费的人或法人。要实现行政相对人的狭义知情权，有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要求，包括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和经行政相对人要求后公开信息。 　　翁国民教授认为知情权主体有三个，既包括自然人( 包括本国公民以及非本国公民但在该国长期从事生产和消费的自然人) ，也包括法人( 包括本国法人以及非本国但在该国长期从事生产和消费的法人) ，还包括其他组织。同时，知情权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 　　胡晓军教授对知情权的定义是从公私法两个角度来界定的。公法角度来看，知情权是公民获取政府资料和政府行为相关信息的行为，从而对政府行政行为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进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他在文章中对私法角度如何界定未提及。 　　笔者认为可以与皮纯协教授广义和狭义角度的界定相呼应。 　　二 、知情权在我国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上位法冲突 　　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档案法》规定，信息申请人必须在规定范围内才有接触相关信息的可能性，法定范围外的第三人是没有权利知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根据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则下位法无效的法律冲突的解决原则，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处于其上位法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档案法》等国家法律规定的信息公开范围相冲突时，其规定当属无效。当相对人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国家机关提出获取某些信息的要求时，国家机关也可据《保守国家秘密法》或《档案法》给予回绝。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就是让位于国家秘密保护利益的。如果不对这种上下位法冲突的情况进行调整，知情权的保护就成为空谈。 　　( 二) 知情权实现的主体障碍 　　在实践中，相对人在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相关信息时，常常被以不符合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资格而被回绝，或被行政机关以自己不是信息公开主体为由拒绝申请。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 条规定，行政相对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包括生产需要、生活需要以及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向政府申请相关信息获取。这里的“ 特殊需要”，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但是这条规定也已明确了生产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和科学研究需要均属于可以向政府获取信息的特殊需要。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 条也遵循这一原则，其规定生产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和科学研究的需要，这本身就意味着立法者对政府信息公开持开放态度，而不是予以限制。 　　此外，大多数国家的知情权立法对请求不设限制。1996年的美国《信息自由法案》对政府信息公开对象的规定是与申请信息直接相关的个人，而1996 年已将对象从直接相关扩展到了任何人。日本《信息公开法》中将政府信息公开对象规定为“ 任何人”。 　　但鉴于中国国情， 当下政府还很难做到将信息公开对象扩大到每一个人。政府信息申请人如果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与自己没有必然联系的信息的情况，很难得到法院支持。此外，主体障碍也表现在行政机关不承认自己是信息公开主体或者以信息非己所采集制作为由， 拒绝公开，这也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一个障碍。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7 条对信息公开机关作出了规定，即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相关信息，如果是由行政机关自己采集制作， 那当然由该采制行政机关公开;如果被申请机关不是负责制作，而是从其他途径收集的政府信息，则由该保存机关负责公开。据此，行政机关常常会认为对于自己获取的由其他机关制作的信息无公开的义务。这是对上述条款的片面理解。只要申请人合法申请，无论是被申请机关自己采制的信息，还是被申请机关所保存的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的其他政府信息，被申请机关都有义务公开。 　　( 三)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1.公权力范畴内的知情权与隐私权保护要求的矛盾公权力范畴内知情权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是指公民对政府机关以及机关工作人员的知情权与政府工作人员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公民要正确地行使民主参与权，在其行使选举权时做出恰当的决定，就必须以其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了解为基础。因此公民对政府的知情权是民主参与权的基础。鉴于公民的知情权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参与权，普通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行为进行监督，也有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种种资料，如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