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假释、缩小减刑的实证探讨.docVIP

扩大假释、缩小减刑的实证探讨 　　一、减刑、假释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 　　减刑、假释作为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主要手段，在激励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管安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给罪犯以早日回归社会的机会，激励罪犯 　　在希望中改造。实践证明，减刑、假释是激励促进罪犯改造的重要杠杆，可以有效调动绝大部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分化瓦解罪犯，孤立少数，争取和改造多数。通过对罪犯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变更方式，让罪犯在监狱里看到只要积极改造，就有可以获得早日回归社会的机会，从而为其积极改造提供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二)有力维护监狱安全稳定。减刑、假释不仅 　　能极大地调动罪犯本人改造的积极性，而且会对其他罪犯产生积极影响，让其相信只要积极改造，自己也有可能得到减刑、假释的机会，避免罪犯铤而走险，对抗监狱改造，以极端方式危及监狱的安全稳定。 　　(三)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通过对罪犯在日常考核奖惩和减刑、假释工作中，对不同主体、不同行为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而有度，宽严互补，使减刑、假释成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切入点，是以“宽”济“严”的重要渠道，对于调节刑罚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存在的问题 　　(一)减刑适用扩张，假释适用偏低。《刑法》规定的减刑有“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两种，但在刑罚执行实践中，“可以减刑”已经逐步演变为“应当减刑”，一旦罪犯获得奖励，就对罪犯提请减刑，使减刑呈现扩张之势。在减刑呈现扩张的同时，假释却存在适用面过窄、假释手段运用不充分的问题。以笔者所在监管单位为例，最近 5 年罪犯假释的比例为 ：2008 年 5.25%、2009 年 8.81%、2010 年 10.73%、2011 年 11.86%、2012 年 11.69 ;而同期罪犯的减刑比 例 分 别 为 ：2008 年 36.98%、2009 年 43%、2010年 48.46%、2011 年 46.36%、2012 年 47.01%。 　　(二)减刑具有不可逆转性。假释设有考验期，防止了部分罪犯重新犯罪或是严重违纪，而法律只对减刑作出具体规定，未对减刑是否能够予以撤销以及如何撤销作出明确的规定。减刑的不可逆转性，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出现了不良的影响。一是部分罪犯减刑后余刑不长，不再有减刑、假释的机会，成为“不要分、不要奖、不要脸”的三不要罪犯，就可能躺倒不干，或无病装病，或小病大养，甚至对抗管教 ;二是部分罪犯一旦减刑到手，便放松改造、表现滑坡。监狱对这些已经生效的减刑裁定无可奈何，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客观上助长了罪犯伪装积极、投机改造等消极现象。 　　(三)适用假释的法定条件较为原则，“不致再危害社会”不好衡量。《刑法》规定罪犯假释的条件是“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确有悔改表现”已不好掌握，何况“不致再危害社会”是一个从已然条件去推测未知的结果。在实际中，相当数量的罪犯尽管改造表现较好，但是其表现主要是通过监狱机关的强制力实现的，难免具有伪装性，具体到每名罪犯是否会再危害社会，因素多种多样，刑罚执行机关很难依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去客观准确衡量罪犯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必须注意的是，罪犯人身危险性不等于罪犯再犯危险性，再犯危险性应该等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加上社会因素，因罪犯再危害社会的因素除自身原因外，还包括就业、社会接纳程度、亲人社区监管力度等各方面的社会因素，刑罚执行机关仅依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去判断罪犯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有很大风险。 　　三、扩大假释、缩小减刑的途径 　　笔者认为应当严格减刑的适用，扩大假释，协调适用减刑、假释，并进一步完善减刑、假释制度，激励促进罪犯改造。诚然，监狱对罪犯进行监管有其特有的优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不可替代，但是也要看到单纯依靠监狱改造带来的诸多缺点，如监管成本问题、监管负效益问题、交叉感染问题、罪犯的非社会化问题、监狱人格问题等等。行刑社会化作为一种现代刑罚理念，体现着科学、人道、效率等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是刑罚执行方式转变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践中统计的数据证明，假释后再犯罪的比例远低于刑满释放后再犯罪的比例，可见假释人员比刑满释放人员的整体矫正质量高，假释制度比减刑制度特殊预防的作用强。因此，缩小减刑、扩大假释适用是刑罚执行方式转变的必然趋势。 　　(一)转变行刑理念，科学认识并充分运用假释手段。刑罚是应对犯罪的重要手段，从刑罚发展的历史看，呈现出轻刑化、缓刑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人类社会更理智、更人道、更高效的刑罚观念。因此，刑罚执行机关、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都应该突破陈旧的认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