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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司法评价学的思维转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司法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研究，并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重大事项。随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又相继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对试点地区改革中的重难点问题制定了政策导向。这标志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率先启动。然而，司法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对司法改革的成效往往难以在短期内作出直观的评价，在推进过程中，司法改革是否在其预设目的的轨道上前进，存在何种问题，如何进行纠偏; 在阶段性检验时，司法改革是否达到预期的成效，改革产生了何种效益，如何在泥沙俱下的改革措施中甄别好的改革举措，淘汰错误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推进新的改革，这一切使得司法改革成效评价研究的实践、理论价值得以凸显。在过往的几轮司法改革后，由于缺乏可以度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人们对于改革成效往往众说纷纭，这正是因为在司法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改革的主导者和理论界更多的将视角投射于改革目标、方案以及实施过程等领域，而忽视了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全面、客观的司法改革评价体系，使得司法改革屡次上路，却不知路已到何方，未在屡次试错中绘制改革地图。诚如先见者所言，“建立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能够及时地反馈、矫正和完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前进中的问题，还能够为中国司法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和完善提供重要参考，有效地保障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司法评价的具体实践是在特定思维方式及独特方法论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司法评价的新思维既是司法评价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评价基础理论的逻辑体系化发展的前提。司法评价的新思维充分意识到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无先例可循、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的总体设计、统筹安排和各地各部门的紧密合作，以保障改革的统一性、规范性和有序性。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保障司法体制改革的统一、规范、有序，为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符合国情，并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不仅需要精准司法、制度创新，而且需要完善相关的辅助措施。司法体制改革的评价手段即为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设计科学、权威、全面的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对于监控改革进程，及时评价、巩固改革成果，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填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遗漏，保障改革的正确方向等，具有重大意义。司法体制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将与改革的组织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资源体系一道，构成整个司法体制改革事业的保障体系，并将使司法体制改革成为一个看得见的、可量度的和可控的动态过程。司法体制改革的评价实践，是改革思维进一步科学化、精细化、实用化的体现，这种改革思维的转向，对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具有根本的引领价值、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基本的评判功能。 　　一、司法评价学的范畴 　　我国司法改革之所以采取顶层设计、局部试点、逐步推广的渐进式方式进行，其考量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制度理论的局限性与现实变量的复杂性之间的巨大张力，简单地说，改革就是试错，但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不同，司法体制的改革往往具有主观性，难以进行量化，更由于其机制、程序的封闭性、耦合性，更难对其问题进行定位、评估，往往等到其终端产品输出时，人们才发现其问题的严重性。可见，对于司法体制改革而言，问题在于如何从改革举措的“竞争”中，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评价，只有及时发现问题、准确定位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才能保证改革的各项措施良性运转，否则司法改革将难以向纵深化推进，而往往停留在表层，无法深入。 　　( 一) 司法评价的概念 　　评价活动源自人类生存本能的判断和选择，始于人类对于外部自然环境的评判，是自发、本能的反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从对自然环境的自发评价，发展到对人类社会的自觉评价，经历了从本能到科学的蜕变。从哲学意义而言，所谓评价就是指“主体对客体的属性是否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关系在意识中的反映形式，是对价值关系的主观判断、情感体验、理性分析、意志保证及其综合，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从制度意义而言，所谓评价就是“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通过相关的评估程序，考察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对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检测和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目标群体需要、价值和机会的程度的活动”。基于上述认知可见，评价是主体基于一定评判标准、程序、方法对所评客体价值有无、价值大小的认知活动。 　　较早的、自觉的、科学的评价形式是道德评价，而比较系统、独立、高层次的社会评价活动则是在19 世纪末随着西方价值哲学的兴起才逐渐展开的。现代意义的评价亦可以称为评估，是随着近代政策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对政府的社会政策进行系统研究。二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