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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文学与文学印证 　　一 、什么是见证文学 　　最富影响力的大屠杀文学作家埃利· 威赛尔(Elie Wiesel)在著名的题为《作为文学启示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 as Literary Inspiration )的演讲中说：在文学领域，大屠杀主题被视为禁忌。同时代的其他伟大作家都选择不去触碰该主题。除了是对受害者与幸存者表示尊重之外，还由于他们无法处理想象力不能抵达的经验，无法描述不能揣度之事。威赛尔同时又不无悖论地强调，虽然从根本上说，大屠杀这个事实无法被书写，但是，”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文艺复兴创造了十四行诗，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即见证文学(testimony)。我们曾身为见证人，我们都感到不得不为未来作见证。这已经变成了萦绕于所有幸存者之心、之梦、之文的唯一的、最强大的情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都觉得作见证是我们不得不做的。” 　　在纳粹屠犹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十年里，有大量的私人日记、书信等被发现，一些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也凭借非凡的勇气和道德责任感，开始讲述和书写大屠杀。不少回忆录、自传、各种访谈录等相继出版。这些大屠杀幸存者们记录、讲述的自己在大屠杀灾难中的经历的作品，就是威赛尔所描述的“见证文学”(Testimony/ Witness Literature)。严格意义上的见证文学所具有的特殊性，就体现在它总是与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人为的社会历史灾难事件(比如战争、种族灭绝、死亡集中营/ 劳改营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见证文学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展起来的，因为“从这一次战争起，极端形式的暴力开始同现代国家机器紧密勾结，在某一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一种统治的纲常、一种或显或隐的善而存在”。这种因为国家权力的制度化暴力而导致的历史灾难/ 浩劫，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中发生频仍：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屠犹、南京大屠杀、苏联“大肃反”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等等，无不触目惊心。灾难过后，幸存者们书写这些历史浩劫、书写它们所造成的人道与人性的创伤，思考其遗留下来的道德问题与伦理责任，这种“在现代的欧洲格外发达”的幸存者书写，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见证文学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只有社会历史灾难的亲历者记录的真实的灾难故事，才是见证叙事。判断一个文本是否是见证文学，首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文本的写作者必须是亲历了某种社会灾难事件的人;第二，亲历者讲述他们在社会灾难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并且为其所讲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见证文学是“身经浩劫的普通一我的文学，身和普通是它不可或缺的限定”，见证文学的写作者是灾难中幸存的普通人。那些未曾亲历过灾难的人，根据史料的研究或通过合理想象，虚构出的(即使他们用严肃的态度)以灾难事件为题材的作品，不属于见证文学的范畴;那些对历史的面相拥有话语权力的人(比如各个阵营的政治领袖或精神导师)书写的自传作品亦不在此列(即使他们用真诚的态度)。因为见证文学的真实“靠近情感而不是靠近权威，依靠人对人、人对语言的基本信赖而不是依靠证据，……无法提供一种是非代替另一种是非，因为是非在作者身经的浩劫中变得可疑”。归根结底，其见证的核心是社会历史灾难造成的人道与人性的创伤。 　　见证文学强调的是个人性，是从亲历者个人的经验、情感和知觉进入到历史灾难的普遍性层面，从而与国家权威性的描述、集体性的言说和宏观的大历史叙事区隔开来。然而，见证文学的个人性并不等于个人见证行为的可能性。见证是无法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它只能发生于公共群体中，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关系(阿伦特所言的从属于政治生命的意义)而非生物性的关系中。只有这样，个人的见证才具有可能性。为社会灾难作见证者，“永远是一个需要有听众或观众的叙述者，不只是他的同代人，而且也是后代的记忆者”。这些被文本邀约的跨代际、跨时空、跨种族或国籍的见证的参与者，以自己的知识储备、价值立场填补见证文学文本的空隙，为见证文学所具有的公共性、普遍性提供保证。见证文学通过语言叙事的方式，保存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生命与灾难历史。这种保存使得这些历史灾难中的个体记忆最终能够被沉淀为超越时空的公共记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 伊姆雷(Kerteacute;szImre)的《无命运的人生》(Sorstalansaacute;g )、埃利· 威赛尔(Elie Wiesel)的代表作《夜》(Night )、普里莫· 莱维(Primo Levi)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活在奥斯威辛》(Survival in Auschwitz )、安妮· 弗兰克(Anne Frank)的《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Girl )、索尔仁尼琴(Alex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