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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从西方史学到苏联史学 　　近日读到张广智主编、李勇副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深感张先生在对待国外史学的理念上有很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他观察国外史学的视角很值得称道。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史界学人也把眼光投向国外，获得了大量来自国外的新观念、新学派、新方法、新视角的信息，突破了以往史学的隔绝闭塞、孤陋寡闻的局而，知识结构为之一变。即使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能头头是道地谈论年鉴学派。但是，回顾这30年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程不难看出，现今我们所关注的国外史学其实只是西方史学，我们是在用一只眼睛看国外史学，而对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深深影响过中国史学的苏联史学却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愿看到，这等于在观察世界史学变迁的过程中闭上了一只眼睛。这样对国外史学的了解起码是不全而的。 　　20世纪中国史学实际上是在与国外史学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张广智先生是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专家，他所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教材，哺育了一代有志于了解西方史学的中国学子。但他不主张把视线停顿在西方史学本身，而是要更多地关注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为此，他专门呼吁开展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他指出: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指的是中外史学史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的问题，还应当留出一些空间去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就是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张先生不仅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西方史学，也重视外国史学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国外史学的输入，从总体上看，对促进中国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史时，张广智先生的眼光是全方位的。他既看到了“五四”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中国史学如何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走上了史学现代化的新途，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俄苏进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行程。在整个20世纪，这种外来的影响呈交互错杂之势。新中国的“十七年史学”，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印记;改革开放引来的是新一轮西方史学引进的高潮。这些错杂交替进入中国的外来史学，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因此，在回顾20世纪这个中外史学交流的过程时，用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是非常必要的。 　　一、苏联史学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学与研究特别是世界史方而还是一片空白，引入苏联史学是必要的合理的选择，它对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世界史教学体系起了促进作用。1952年，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发表文章谈“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问题。他强调了很多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制度的优点，如教研组的作用、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如何把苏联历史教材的精神贯彻到中国的历史教学之中，也是当时中国大中学校比较关注的问题。当时强调“把苏联历史科学的精神和实质，贯彻到中国历史教学中，提高教学的质量”。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在编写教学大纲中，一部分教师钻研苏联师范学院的《苏联史教学大纲》，以便按照苏联大学编写其本国史教学大纲的精神，来完成《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的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也积极地把苏联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的讨论介绍到中国来，以推动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出版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世界史方而引进了大批世界史的教材和专著，如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塞尔格耶夫的《古代希腊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斯敏斯基和谢苗诺夫的《中世世界史》，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5卷本《近代史教程》，叶菲莫夫著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波尔什涅夫等人编著的《新编近代史》(第1卷)等。 　　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世界史教材。如郭圣铭的《世界古代史新编》、童书业的《古代东方史纲要》、吴于魔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周一良的《亚洲各国古代史》、戚佑烈等编写的《世界中世纪史》、齐思和编著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刘启戈编的《世界中世纪史》。这些教材是内部交流，主要内容还是对苏联教材的模仿，在指导思想、具体史料、具体观点上都受苏联模式的控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在苏联科学院出版了十卷本的《世界通史》之后，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也奋起直追，在周一良、吴于魔的主持下编写了中国版的《世界通史》。尽管这部《世界通史》还不能超越苏联版的《世界通史》的模式，甚至于被认为是苏联版的“缩写”，但不论有多少问题，它毕竟是中国学者按照新的思想体系写出的世界通史。它的问世，也是那个时代受苏联史学影响的明证。假如没有苏联史学的影响，中国学者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 　　二、苏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