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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 　　一、引言 　　场域，是人类行为模式的一种描述概念，是社会学家用于研究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关系范式。法国最富盛名的人类学界大师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认为: 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出版媒介场域则是以图书、期刊、报纸等各类出版传播媒介为主体，由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各个方面，如出版物、创作者、阅读者等共同构成的一个逻辑及运行规律的客观关系网络。抗战时期，出版媒介场域作为一种文献载体，承载了抗战歌谣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是记载抗战歌谣的原始资料，也是研究抗战歌谣及抗战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版媒介场域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演绎了抗战歌谣创作传播的历史状况，成为抗战歌谣作为文艺武器产出的输出渠道。出版媒介场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反映了抗战歌谣创作者、出版者、阅读者、传唱者等社会各个群体，以及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经济状况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场景。 　　二、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 　　在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过程中，出版物、创作者、阅读者等几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他们之间的运作形成了出版媒介场域的各个传播链条，以一种双向循环传播的方式，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抗战时期，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形成，为抗战歌谣创作出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抗战歌谣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给抗战歌谣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一) 抗战歌谣创作者的广泛性 　　与一般性的文艺创作相比，歌谣的创作相对简单。传统意义上的歌谣多是口头创作，而后集体流传。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中，歌谣创作不但有民间民众的创作者，更有大量的音乐家、诗人、作家等各类文艺工作者深入其中，还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各种军政教人员也都参与了创作。可以说，抗战歌谣的创作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全面、广泛。 　　在文艺工作者方面: 其一，音乐家创作的抗战歌谣占有主要地位。重庆图书馆馆藏的冼星海关于抗战歌谣的专著就有《星海歌曲集》( 桂林，新光书店，出版时间不详) 、《抗战歌曲集》( 上海，生活书店，1938 年) 、《黄河》、《保卫祖国》、《反攻》( 重庆，读者生活出版社，1941 年) 等。再如劫夫等著的《战地歌声》( 汉口，生活书店，1938 年) ，张定和等著的《抗战歌曲新集》( 重庆，教育部第二社会教育工作团，1942 年) ，陈原、余荻编著的《新歌三集》( 曲江，图腾出版社，1942 年) ; 贺绿汀作曲的《中华儿女》《募寒衣》《出征》《保家乡》《炮兵歌》《凯旋》等。其他诸如塞克、吕骥、光未然、刘雪盦、麦新、孟波、张曙、孙慎、聂耳等音乐家都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谣，散见于各种图书、报纸与杂志上。其二，作家及各类文艺家创作的抗战歌谣也占有一席之地。如萧而化、丰子恺编著的《抗战歌选》( 汉口，大路书局，1938 年) ，冰心撰写的《出征抗日歌》，欧阳予倩的《全民抗战山歌》，王统照的《上海战歌》，老舍的《王小赶驴》《大家忙歌》《出钱出力歌》，臧克家的《好男儿》，赵树理的《呸呸呸汪精卫》，赵景深的《三勇士》，易君左的《芦沟桥血战歌》，周令钊的《当兵打日本》等。其三，也有一些抗战歌谣由各类文艺家共同创作完成。如塞克、冼星海共同创作的《保卫芦沟桥》，陶行知、贺绿汀的《站起来，中国的小孩!》，郭沫若、贺绿汀的《出钱劳军歌》，郭沫若、麦新的《中国妇女抗敌歌》，田汉、贺绿汀的《胜利进行曲》，唐纳、聂耳的《自卫歌》等。这些文艺工作者通过自身的专业文化素养，借助于音乐的、文学的、艺术的专业技艺，提升了抗战歌谣的艺术境界，丰富了抗战歌谣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也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歌谣的创作与传播。 　　在军政教人员方面: 其一，在国统区的军政要员、行政官员、社会活动家等纷纷加入到抗战歌谣的创作之中。如陈果夫编著的《鹤林歌集》( 重庆，正中书局，1945 年) ，陈果夫作歌、唐学咏制谱的《合作歌》，陈果夫词、马丝白曲的《合作进行曲》，陈立夫、卢冀野的《抗战建国歌》等; 再如冯玉祥创作的《抗日歌》《临沂大胜》《劝君节约建国》《快服兵役歌》《胜利劳军歌》《春礼劳军歌》《献金歌》等; 于右任的《慰劳歌》《中华民族对日抗战歌》等; 罗家伦的《抗战歌》《淞沪战歌》《空军东征日本凯歌》《远征军歌》《青年从军歌》等; 潘公展的《总动员歌》，杨公达的《筹债歌》等。其二，在各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抗战歌谣创作群体中还涌现出一批中共高级将领的作品。如陈毅的《新四军军歌》《保卫郭村》《黄桥的新生》，杨靖宇的《四季游击歌》《中韩民族联合抗日歌》《东北抗日联合军歌》，李兆麟的《长白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