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理论的东渐与中西思想交通的时代错置性.docVIP

解析理论的东渐与中西思想交通的时代错置性 　　德里达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境或机缘的触发下开始关注中国文字和中国思想的呢?解构理论如何获得了一种与中国古代思想独特的呼应与亲缘关系?-尽管目前我们还不具备从传记学的角度来考证这些问题的条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此作出如下追问: 如果说，在德里达的所有言说和书写中，中文/中国思想并非只是一个偶尔提及的、只言片语的谈论对象、一个西方语境的边缘学术话题，而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潜在的自我反思的参照物、一个文化身份的他者，甚或还是一个解构的对象，因而也就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源泉之一;那么，当解构理论播撒到中文语境之后，中文学界应如何领会并把握中文/中国思想对于解构理论这样一种跨语境的参照性?①德里达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参照性的呢?德里达的看法是否对我们以往的西学阐释模式构成了挑战与启示? 　　同时，由于期以来中文学界己习惯了从西方思想中寻找参照系甚或思想灵感的来源，因此，当中国学界把这种参照系定位于解构理论时，又该如何看待和把握这一理论与当代中文语境新的参照性关系?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思想与解构理论的生成之间，在解构理论与当代中国思想的重建之间，不是形成了一种双重或多重的跨语际的交互参照性吗?当代中国学界所流行的德里达研究，是否有效地把握住了这种交互参照性? 不仅如此，如果中文学界不只是满足于自己对德里达的解读仅在中文语境里产生效应，还希望有一天这些解读能够重新返回到西方语境中，对西方语境的解构理论的传人再度构成一种参照甚或灵感源泉之一，那么，中文学界当如何努力，才具有这种可能性? 　　假如当代中国学界的德里达研究确实面临了上述问题，那么，通过对解构理论的东渐与中国思想的重建这一跨语境的思想交通的当代案例的简单追问，我们在实质上就又重新触及到了困扰百年中国学界的如下难题: 当代中国学界究竟该如何看待和把握用西方理论来重释中国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呢?当代中国学界自身又该如何根据自身的经验来有效地重释中国进而有效地重释古今、中西?分析解构理论的东渐与中国思想的重建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的“交互参照性”，能否为此难题的化解提供某种历史的和理论的、亦即具有某种境域构成的机缘或可能性? 　　一、作为交互参照物的“中文”与“解构理论” 　　如所知，在《论文字学》一书中，德里达不仅一开始就明确地将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纳入到他的“文字学”所意指的范围;在具体的行文中，他还一再地论及并反驳了西方在场形而上学家、语音中心论者和人种中心主义者们对汉字或中文的贬斥与谴责。直至该书第一部分快结束的时候，他干脆总结说“我们早就知道中文或日文这类有着大量非表音文字的文字很早就包含表音因素，在结构上它们仍然受到表意文字或代数符号的支配。于是，我们可以掌握在所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强大运动的证据。② 　　德里达的这些论述和他在《播黝 ,《哲学的边缘》等书中的类似表达，异常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文字学”思想与中文和中国文化思想的关系。由于这一关系牵涉到对中西语言(文字、文化)的根本性质的基本判断，以及中西思想交通、比较和阐释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而引起了当今中西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一种反西方中心主义成为趋势的国际学术语境下，这些争论纷纷将焦点集解(言从最初的“文物典章制度”窄化为“仅求诸声音文字为训话”再窄化为“专就声音言训话”)，由此批判了传统经学方法的局限。三、它提供了一种“从文学威权与政治威权的复杂矛盾与互动来观察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独特视角。四、它指明了新文学运动的实质，即口语中心主义对传统文字中心主义的解构。五、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清末以来的汉语文化学如何依西洋的文法语法之学、西洋的哲学与逻辑研究及传统的文字训话之学的发扬来重建，又如何纷纷走入以西释中的畸形复杂的死胡同历程的回顾，论者提出了重建文化符号学的真正的方法论路途，那就是，扭转近代西方符号学的语言学属性，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谈论文字，再通贯语文与文化之研究。 　　总之，由于龚氏为学自有根基，这使他在面对当代西方的语言学(文字学)转向时，不仅能心会神契，而且能把握其局限，扭转其走向，并自觉介入到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转向中，以此为参照，再反身接续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在相互对观中辨析其变迁、正脉与歧途，从而具有了通贯中西、古今、大小传统的可能性。龚氏以为，他之所为，虽倒行逆施，背反了德里达，但未尝不可视为是对德里达的推进。若附会点说，这才是所谓的真解构。然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龚氏的文化符号学建构己达无须质疑的地步。首先，尽管龚氏力图深入德里达的解构语境与逻辑，从解构逻辑的内部来解构解构，然而，由于龚氏并未理解德里达的“根本不可能离开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解构形而上学”的思想，从而未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