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世民的赏功之道与当代之鉴.docVIP

论李世民的赏功之道与当代之鉴 　　《尚书》仲毯曾说:“德憋憋官，功憋憋赏。要让品德高尚的人担任官员，给予有功劳者赏赐《尚书》皋陶也曾说: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惩罚应该针对受罚者个人，不该株连后世，但是赏赐应该恩及后世，这一赏罚之制被后世誉为“道德之政”。三国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险罚减否，不宜异同。”赏罚制度很早就被古代政治家应用于实践中，但在赏和罚中，他们更侧重以赏为主的赏功之道。这种赏功思想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多有体现《孙子兵法》有言: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六韬》也言:主扬威武，激励三军。至唐代李签所撰《太白阴经》亦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可以说，赏功之道是安抚将士、激励士气的利器，对于维护军队秩序稳定，提高战斗力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贞观年间，战事频仍，为平息边患开疆拓土，唐太宗“北擒领利，西灭高昌、焉眷，东破高丽、百济，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这些胜利得益于李世民始自武德年间以来赏功之道的实施，鼓舞士气、凝聚军心，奠定了唐代三百年的根基，同时也铸造了唐代军制成型的基础。李世民在《帝范》中亦云:”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在其用人治军之法中，所推崇的正是“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之道。 　　一、李世民的赏功之道 　　李世民论功行赏的方式有很多种，按赏功内容归纳，主要有官爵奖励、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三种，以及三种奖励混合并举的方式。 　　(一)加官进爵 　　贞观初，突厥数千骑、瑙重万余入侵肃州，公孙武达“领二千人与其精锐相遇，力战”取胜，太宗“玺书慰勉之，拜左监门将军。”而后，公孙武达又受诏击盐州叛突厥斩其渠帅可逻拔启，余党几尽。进封东莱郡公。” 　　贞观六年(63力，“陵州撩反，(樊)兴率兵讨之”，“拜左晓卫将军”。 　　贞观八年(634)“突厥寇并州，命(李)勃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太宗谓侍臣曰:隋场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肤今委任李世勃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贞观九年(635)，薛万均、李靖“破吐谷浑天柱王于赤水源，获其杂畜二十万计，追至河源。万均此后官至左屯卫大将军，累封潞国公而卒。 　　贞观十八年(644)，李世民出兵讨伐高丽，(张)俭因进兵渡辽，趋建安城，贼徒大溃，斩首数千级。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赏赐甚厚。” 　　贞观十九年(645)，阿史那社尔“从太宗征辽，至驻脾阵，频遭流矢，拔而又进。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尽获殊勋。师旋，兼授鸿肪卿。” 　　(二)重赏财物 　　贞观五年(631)，罗窦诸洞撩叛，诏令(冯)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冯盎持弩身先士卒”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 　　贞观四年，(李)靖进击定襄，破之，获隋齐王睐之子杨正道及场帝萧后，送于京师，可汗仅以身遁。以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焉。 　　贞观十四年(640 )，姜行本“与侯君集进平高昌”，“及还，进封金城郡公，赐物一百五十段、奴七十人。”太宗下玺书劳之。 　　(三)精神褒扬 　　贞观三年(629裴寂因沙门法雅案流徙交州、静州。饿逢山羌为乱，或言反撩劫寂为主，太宗闻之曰:我国家于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几，果称寂率家憧破贱，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征入朝。 　　贞观七年(633)，张士贵破反撩而还太宗劳之曰: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肤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李世民的三种赏赐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时有交织，多种赏赐手段并举。从史料记载中看，张俭、李靖、姜行本、裴行简因战功获得官爵，同时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李勃不仅得到物质赏赐，还被皇帝誉为“长城”;冯盎、姜行本、侯君集在获得物质赏赐的同时，皇帝还派使者或下玺书进行慰勉;薛仁贵的晓勇善战也得到太宗盛赞，史载太宗特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耀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并赐生口十人。除了封官赏物，还有口头上的嘉奖，可以说君王在精神上给予了极大的激励，而且这种嘉奖丝毫不逊色于官职、物质的赏赐。 　　贞观二十二年(648)春，李世民言于太子曰:“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这正是对其赏功之道的一个比较中肯的自我评价。 　　二、李世民赏功之道对于当代的借鉴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从古至今，赏赐就是治军赏罚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