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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宪法建构 　　自2002 年“国家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国家级功勋奖励制度”作为人才激励机制以来，相关学术研究与立法动议就未曾中断过。现有研究认为，之所以需要重构中国的荣誉制度，一方面来自于现实需要，包括了规范与整合现有荣誉称号和行政奖励，以及经由国家荣誉实现政治忠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社会公德[1]，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国外经验的观察，即国外历史久远的荣典体制对于内政外交发挥的作用[2]。由此，关于国家荣誉制度的成果也相应地体现为对中国现有荣誉体系的归纳和反思，与对国外荣誉制度的经验引介，最终这两种学术方向合流为一种声音: 中国应当通过立法促进国家荣誉制度的“现代化”。 　　事实上，目前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已然分化为两种思路:其一是通过建立“行业性”国家荣誉最终促成制度更新，其中“国家文化艺术荣誉制度”[4]与“国家级教师荣誉制度”[5]的概念先行得到立法确认;其二是“统一型”的国家荣誉立法也已经列入规划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强调了“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彰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显而易见，通过法典化的方式统一规定荣誉制度的类型、原则、设定、颁授、决定、监督以及法律责任等事项[6]，整合目前碎片化的荣誉体系，这更加符合“法治的理想模式”--可以使荣誉制度在位阶、权限和责任上实现制度化和“可预期性”[7]--但同时，也就无疑地需要更高的立法技艺，以及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理念、规范和功能的深入认知。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仅停留在对国家荣誉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国外经验的单薄叙事层面，将国家荣誉制度视为单纯的“工具理性”[8]，而忽视了荣誉制度所嵌入的国家宪制，以及由荣誉制度所塑造的公民与国家的政治关系。 　　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就国家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宪法依据与宪制功能进行阐述，力图在现有制度研究之外，对该问题尝试更为纵深的理论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是广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包括了执政党、政府、以及各类组织授予的荣誉称号、勋章奖章、功勋表彰、荣誉职位、国葬仪式等。本文的基本观点与结构是: 第一部分阐明现代国家荣誉制度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平等原则之下的“英模塑造”，实现荣誉制度所具有的动员与规训功能;第二部分对宪法文本中的荣誉制度条款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宪法建构了“国家荣誉--公民荣誉”的双重主体结构，也设定了荣誉制度的目标与路径; 第三部分论述国家荣誉制度在合法性建构、政治吸纳，以及主流价值观培育方面所具有的宪制功能;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国家荣誉立法的取向与原则。 　　一、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 　　国家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是指蕴藏于制度背后、支配制度运作的内在逻辑，具体包括荣誉制度与政治权力、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与制度研究和规范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更多诉诸于荣誉制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抽象连接，并以此观照当下的制度发展。 　　( 一) 荣誉制度与社会规训 　　现代国家荣誉制度中被表彰的“杰出人士”，是基于个人贡献或是高尚道德而获得“非世袭制”的荣誉，本文将其概称为“英模”( hero and model) ，既包括了缔造政权的政治人物，也涵盖了权力末端的先进个体--他们在荣誉制度内具备相同的实质，都是由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共同塑造的典范。国外学者已经对民国时期由政治人物构成的“建国神话”的叙事和逻辑进行了充分研究[9]，但是却少有涉及荣誉制度下的“小人物”，事实上后者才可能填补民众对于“国家想象”的空白，将愈发疏离的民众与国家连接起来。就荣誉制度设计的初衷而言，应当使多数荣誉制度具有足够的“草根性”--这不仅是基于反对特权的需要，而是保证国家的政治动员可以延伸至社会底层。 　　二、荣誉制度的宪法依据 　　在我国宪法中有多个涉及“国家荣誉制度”的规范条文，对于这些规范进行分析和解释，不仅有助于理解上述关于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也可以为国家荣誉制度立法廓清宪法边界。现有研究一般仅是对宪法中的荣典权的分配进行制度描述，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对荣典权的权力配置[21]，然而对于权力配置背后的宪法逻辑，以及宪法序言和总纲中的相关条款缺乏关注。 　　( 一) 国家荣誉制度的双重主体 　　与多数国家宪法所规定的荣典权力与公民荣誉的语境不同，中国宪法事实上预设了“双重主体结构”的荣誉制度，分别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荣誉”和以公民为主体的“个人荣誉”。我国《宪法》第54 条规定了公民有维护“国家荣誉”的义务，此处的荣誉主体是整体意义上主权国家; 而第67 条与第80 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与国家主席“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属于宪法学中常用的“荣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