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历史观”.docVIP

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历史观” 　　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其中精神领袖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然而，在20 世纪50年代至70 年代的近30 年里，胡适一直是作为负面历史人物形象出现在大陆的学术界。其“历史观”也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批判。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 年来，学术界对胡适的整体评价逐渐由负面转向正面，进而更加全面，对其“历史观”学术价值与产生的问题分析，也趋于客观。一般而言，学界对胡适历史观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皆有清晰地揭示，对其史学思想与中国乾嘉学术以及与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关系、历史观的得失，论之颇详。然而，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典籍，以及在“中国文化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所提出的古典知识分类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构划，系统的研究方法，似乎关注得还不够充分。本文的要点并不在于比较新史学运动中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作用大小问题，而是仅仅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来考察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观，并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来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适这一历史时期“历史观”的思想内容：一是胡适对待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二是胡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具体要求与方法论思考，然后再重新认识其历史观对近现代疑古思潮的贡献。 　　一、“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 　　可以这样说，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胡适哲学思想的灵通，也是其“古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历史主义的态度则是胡适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学的整合。胡适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研究“古学”，必须要有现代人的方法，那就是要：(1)扩大研究的范围。(2)注意系统的整理。(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三种方法统合起来，就是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众所周知，章学诚在乾嘉时代，为了对抗考据学，以自己特有的“别识心裁”，重提“六经皆史”的命题，再一次将史学提高到与经学相抗衡的地位。或者说，试图用史学取代经学。龚自珍也曾提出“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以及“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等命题，表现了对史学的高度重视。胡适拿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国故学，就是要把中国历史上一切文化历史都看作是研究的对象，从而让各种文化历史现象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能被我们今人所研究。这一“历史学的眼光”固然与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有密切关系，但与中国学术传统自晚明以来重视史学的思想历史也有内在的关联。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所抱有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思想态度，与乾嘉考据学又有密切的关系。如胡适认为，从“经学哲学”的角度看，“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禄、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从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 　　上述胡适提提出的这些思想，其实是从清代考据学的思想资源里寻找到自己的历史还原主义灵感，从而提出了理想型的历史还原法。他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胡适在这种理想型的还原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古史研究，显然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春秋笔法”所体现的价值主义为主导原则的历史观，也不同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历史哲学追求，更不同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现出的以具体政治治理为主要目标的效用史观，而是以“求真”为目的的认识论为基础，然后再谈其他的历史价值追求的新历史观。这种新历史观在国故学整理的具体活动中，要求以文化历史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的人文历史，跳出传统史学狭隘性的束缚，以一种全幅的文化历史视野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现象。这既是章学诚、龚自珍历史哲学思想的继承，也是现代以“求真”为基础的以平民化生活为目标的新史学的开山。他说：“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为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因此，胡适的“历史的眼光”，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以更加广阔的史学眼光继承并光大了了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以及龚自珍“欲知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