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声音女性观点的教育哲学.doc

不同的聲音─女性觀點的教育哲學 方永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助理教授) (本文尚未撰寫完整，請勿引用) 從世紀之交教育理論的回顧開始 在千禧年時，《教育理論》(Educational Theory)期刊曾出了一本專號，為了”慶祝”該期刊創刊五十週年，該刊邀集了一些教育哲學學者就該刊五十年來刊登之論文進行了回顧，而且透過論文的回顧，可說也對於五十年來教育理論及教育哲學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檢視。 該專號依照每十年來畫分，其中1950年代的回顧由W. Feinberg與J. Odeshoo執筆。他們認為1950年代教育理論的研究假定了「共識」的存在：這種共識就是將「本質論」(essentialisms)視為理所當然，而平衡(homeostasis)與同質性(homogeneity)則被當成社會的目標。不過Feinberg等人也發現到1950年代其實也是一個「偏執」(paranoia)與「壓抑」(repression)的時代，當時的論述多表現出「排他」與對於「差異」的遺忘(甚至是敵視)。M. Greene則是回顧1960年代。60年代是一個動盪、混亂與衝突的年代，此時教育哲學致力成為一生機盎然的新興學科，在這段時期中，分析哲學及存在主義分別成為教育哲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與理論反思焦點。Greene?作了一令人驚異的論斷，她認為表面上分析哲學與存在主義教育哲學大大不同，但實則有些時候它們卻有些雷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強調「實踐」(doing)哲學，而非進行哲學與理論的系統建構，從這個角度看，它們似乎預示了後現代對於「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s)的懷疑。 1970年代則由D. Phillips進行回顧。Phillips的論文始於對電影「羅生門」(Rashomon)的引用，然後他又引了孔恩(T.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該書於1970年時出版)中對立與不可共量性的典範及世界觀的觀點，用來說明，1970年代雖然在教育哲學中，看似教育分析哲學獨領風騷，但如電影羅生門般的，每個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觀點去回憶與遺忘的，當時並不必然是教育分析哲學的霸權年代。在此年代中，許多活躍當時的學者到後來卻被忽略了。1980年代則由W. Kohli執筆，她認為80年代可以看作教育理論領域發展的樞紐年代，在此時，作者的名單開始有了轉變，特別是從性別角度看時；另外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及後現代思想等都開始成為教育理論中「合法的」研究領域，而某種類型的教育哲學則不再被視為可以宰制教育理論的學科。在這段時間中，課程理論(curriculum theory)與政治及社會理論也開始在教育理論中活躍。不過，Kohli也認為此時主要的爭議及辯論仍是學術性的。 1990年代則由M. Boler進行回顧。Boler注意到在教育理論的領域中的爭議有許多是與社會和學術爭議中之共識（consensus）和歧見（dissensus）的優劣有關的問題。N. Burbules在分析Boler的論文時，以「解構」(desconstruction)與「重構」(reconstruction)作為90年代的標題，則指出在Boler分析中，其所主要呈現的問題就是：對於許多作者來說，一旦當規約主義（prescriptivism）與概括化（generalization）的活動被質疑時，教育的理論化工作（educational theorizing）會變成什麼樣的面貌？而根據Boler的說明，自1990年代以來的教育理論的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學者應該透過更多創造力與實驗性，來嘗試發現更多新形式的教育理論化(Burbules, 2000, p.284)。 Burbules在歸納了五十年來教育哲學及教育理論的面貌後，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21世紀，有五種相互依存的現況對於教育理論工作者來說會形成戰的：一是所謂的「後現代」理論導向導致的對於理性(rationality)、客觀性(objectivity)等普遍性規準(universal prescriptive norms)的不信任，而對於「差異」(difference)、「歧見」(dissensus)作為正面的社會目標卻愈發重視。二是承認在所有的社會判斷中，都含有動態的「內包」(inclusion)與「排外」(exclusion)作用在內，當某個社會判斷內含有一些禁聲(silencing)、獨尊(privileging)、忽視(overlooking)與將多元團體利益與觀點納入「正軌化」(normalizing)等作用時，學術工作者應該就這些進行反省。三是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環境有關。四則是因為網際網路的發達，而產生了新的出版形式的